鸦片战争中英之间第一场战争。鸦片战争起因是英国在广东倾销鸦片，严重扰乱了广东社会。英国借此发动了鸦片战争，目的为打开中国市场，倾销商品。战争初期清军英勇作战，但后来还是以惨败结束。清朝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此时大清朝其实还是愚昧麻木的，不以为然，还沉浸天朝大国的迷梦之中。
很多人认为战争失败是武器装备和体制的问题，其实将军瞒报军情也是重要原因。
这场战争的过程我们都很清楚，英军全程都是在压着清军打。但是在道光皇帝接到的奏折里，战争初期却全是清军大获全胜的喜报。
比如鸦片战争开始前的两次武装冲突里，第一次冲突，英军自己的记录是只有几个人受伤。林则徐的奏折里则说，击沉英军一艘船，击毙英军17人以上。第二次冲突英军的记录是无人伤亡。林则徐的奏折说：附近渔船捞到了敌人的帽子21顶，经过辨认，其中有两顶是敌人军官所戴，其余各种外国人的物件“不可以数计”。这样的描述，让我们很难相信林则徐的奏折里没有夸大战果的意思。
其实这还算是客观的，后面其他人的奏折更没法看了。如虎门之战里，清军250人战死，100多人受伤，1000多人被俘，英军仅仅5人受了轻伤。这完全是一面倒的失败，但是清方的奏折里赫然写着“共计剿杀夷逆汉奸六百余名”。第二次定海保卫战，英军战死2人，受伤27人，清方的记录里则写着“剿杀逆夷一千数百名”。
下级官员隐瞒事实欺骗上级领导，导致报告和实情差异巨大，看起来似乎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的确是中国古代社会难以克服的顽疾之一。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些问题始终难以解决，比较重要的主要有：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截留税款、瞒报上税人口。这些问题历代朝廷都没有办法真正搞定，并且越到王朝末期就越发严重。
也许你会想，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能解决？听起来并不是多么难办的事情嘛，皇帝下个命令不就行了吗？比如哪个土豪占的土地太多了，皇帝让他把土地分出来，他敢不从吗？或者收取他高额惩罚性税赋可不可以？至于税款截留、隐瞒人口的问题，皇帝可以下令整顿税吏，做大规模的清查人口嘛。
实际上，这些办法都有一定的效果，中国历史上稍微精明一点的皇帝都干过这些事。但除了开国初期外，其余的皇帝全都失败了。远的不说，就说清朝的雍正、乾隆，他们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皇权巅峰时期的皇帝，也最终没办成这事。
为什么呢？
如果简单笼统的给个答案，那就是：在独裁社会中，朝廷缺少足够的监督力量。
皇帝固然可以设计各种监督机制，比如在各地设置监督官员，或像唐朝那样派宦官当监军，又或像明朝那样派遣特务，甚至像清朝那样采用秘密奏折制度。但这些制度都有一个相同的缺点：负责监督的人数太少。只要人数少，被监督者就总有办法买通监督者，共同欺上瞒下。
就拿清末来说，清末虽然有秘密奏折制度，但是到了乾隆后期，官场贪腐成风，所有上奏折的人都贪，大家谁能检举谁？就算有个别人想冒头检举，皇帝接到举报后又不能轻信，还要派钦差到地方上调查取证，只要地方上的贪官互相遮掩，甚至是买通钦差，那皇帝还是没有什么办法。
再比如土地兼并这事，皇帝们都知道土地兼并不好，可他们手下大臣都是大地主，大家的财产都来自于土地兼并、瞒报赋税。那大臣们为什么要自己断自己的财路？
所以皇帝们遇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当皇帝决定下大力气整治土地兼并和瞒报赋税时，朝堂上的朝廷大员们纷纷叫好，山呼万岁皇帝英明。而当政令下到地方，地方官员们立刻紧锣密鼓的工作，并隔三差五上报工作成果，详细介绍我们今天做了多少工作，检查了多少土地。事情眼看进行的十分顺利。
但当调查结果出来后，看看具体清查的案件，你就会明白那些被处罚的对象都是一些没势力后台的小地主。真正的大地主们在文件上全都是清清白白的。光看产权文件，他们家里也就一间院子三亩地，完全符合朝廷规定。
这时候假设你是皇帝，还能怎么办呢？总不能亲自走遍全国几千个县里，挨个踹开每个地主家的院子，看看他们家到底有多大不成？
这个中国古代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后世的经验看来，解决瞒报最好的办法就是舆论监督。
比如欧洲采取议会制以后，议会里的议员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可是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个议员为人怎么样，自己该不该选呢？这就要靠报社了。
在商业社会里，报社也要盈利，也要面临同行的激烈竞争。百姓们关心自己选的议员为人到底怎么样，报社记者为了能多赚钱，也就会跟“狗仔队”一样，拼命去找关于议员的各种新闻。
满清的官员可以收买监督者一起骗皇帝的钱，议员却不可能去收买记者：全国那么多报社，那么多记者，你收买得过来吗？退一步说，就算有一个土豪超级有钱，把全国记者都收买了。但这就意味着记者这个行业太好干了，是个人就能拿一大笔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结果就是会有大量的人继续涌进来当记者，大量的新报社成立。等于这个坏人是在拿自己的钱去壮大监督自己的力量，坏人是在用自己的左手打右手，无论他多有钱，最终一定还是控制不住记者曝光他，还是没法欺上瞒下。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鸦片战争整个反过来，变成清朝军队入侵英国，那么今天利物浦吃了败仗，俩小时后伦敦报纸就会有快讯，第二天大部分报纸上都能出现一线的详细采访。军官想要在奏折里胡说八道是根本不可能的。
可惜，大兴文字狱的满清政府显然不可能允许民间自由开办报社，更不允许报社胡乱报道官员的坏话。农业社会也没有足够大的市场去刺激百姓开办报社，那官员们的欺上瞒下也就无可避免了。
回过头来再看历史上的这场战争，会发现清方从上到下，至始至终都存在严重的瞒报问题，这导致了一个很可怕的局面：下级官员不肯把前线真实的情况告诉皇帝，不敢汇报英国人的真实要求，皇帝也就不可能对前线下达正确的命令。以至于在鸦片战争开打了很长一段时间，道光皇帝还不知道英国人为什么开战！
他听信官员在奏折里的胡说八道，一直以为整个事件是“有一些蛮夷商人，因为林则徐禁烟没处理好，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冤屈，到处开着船在中国沿海找官员哭诉伸冤”。他以为这只是和外国商人发生的局部冲突，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想到自己已经是在和一个国家开战了。
当然，在清朝的秘密奏折制度之下，也偶尔有耿直的官员说实话，这些实话也可能会被皇帝看见，但还是那句话，假设把你换成皇帝，面对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偶尔发出的少数人的声音，你会听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