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化年间,一切都是那么强大,一切都是那么弱小。我们的王朝已经进入一个奇特期。它充满了暮气,然而却生机勃勃;它保守、墨成,然而却是商业经济的开始;它一身正气,然而却妖人四起;它力图恢复儒家规范,然而却开奢侈、糜烂的先河。正统王朝注定会成为一个矛盾的王朝,阴沉的君主、神秘的皇妃、跋扈的太后、充满理想的宦官、迈入轨道的官僚集团、民间的妖人、充满战斗力的流民,各色人等开始在这个帝国摇曳,没人知道我们的帝国要驶向何方?
历史进入正统年,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似乎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的这位皇帝名叫朱见深,他还有八个弟弟,无论他是否被立为太子,他都似乎不是皇位的唯一人选。的确是这样的,在土木堡之变后,在太后的提议下朱见深被立为太子,随着郕王继位,敏锐的太后已经感觉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为了保护自己的孙子他将朱见深接到自己的身边由侍女万贞儿抚养,不允许任何人接见这位皇子。后来随着朱祁钰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储,朱见深被改立为沂王,当他搬到沂王府后仍是由大他17岁的万贞儿抚养。仍为幼儿的朱见深对于人事的变动自然没有他的父亲体会深刻,对于他来说,身边有万贞儿在就可以了。此时的他跟他的父亲一样被锁在这深宫中,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也从未见过自己的父母,因为母亲周妃要在南宫陪伴自己的父皇。
一直到父皇重新登基,自己才重新搬回东宫居住。此时的朱见深已经是个孤僻的孩子,他迟钝、木呐、方脸、大耳,不喜言谈,不喜交流,英宗跟他谈不上什么感情。英宗更喜欢跟自己在南宫那些亲密无间的孩子,英宗复位后一直有想将见深废掉另立的意思,但此事的确事关重大,一个太子两次被废这意味着什么?英宗皇帝不得不慎重,但他的心思大学士李贤是知道的,李贤也知道皇帝的症结在哪里。
“皇上,社稷为重,皇上切要三思,即使太子无能,有我们这些阁臣在,一样可以辅佐社稷。”李贤这样对英宗说道。
李贤的话打消了英宗的顾忌,一则换太子对社稷的确震动巨大,会搅动各方势力,使平静的朝堂重新翻滚起来,二则对于太子能力的忧虑,李贤进行了解释,虽然这种解释不一定能令英宗完全释然,但至少能部分打消英宗的疑虑。除此之外,李贤的话释放出来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此时的官僚集团已经能够掌握帝国的命运,皇帝更多的只是发挥一个礼仪上的作用。我们的帝国已经不可避免的重回它原来的运行轨道,朱元璋所设计的体系在经过一百年的运行后终于面临崩溃的局面。
为了进一步拉近父子之间的距离,李贤让朱见深在英宗病重期间来到英宗床前,见深抱着英宗“嚎!嚎!”大哭起来,不管是真是假,父子俩的关系在这一刻的确拉近了。
因为这些因素,李贤在天顺末年和成化初年成了朝堂上的资深阁臣,文臣们开始希望能将朱见深培养成他们喜欢的模范君主,帝国的官僚们开始引导朱见深一步步走向他们所设计的道路。
每朝新天子继位后,除了颁布大赦天下的告示,还要做的就是平反,新天子的威信通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成化年平反首先就是要为于谦平反,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但做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于谦一定程度上属于代宗那个体系之人,而且在朱祁钰要废掉自己皇太子之位的时候,不管于谦同意不同意他还是在上面签了字,如果替于谦平反心理上过不去,但朱见深毕竟与朱祁镇是隔代,心理上的这个坎他还是能迈过去。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如果替于谦平反是不是对朱见深作为皇帝的正统性产生动摇,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我们的新天子似乎对这个问题也不在乎,他很快对于谦平了反,不仅如此,英宗复辟后所处理的一系列官员都被朱见深平了反。
眼见朱见深的所为非常得人心,文官们开始酝酿推动另外一个更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对朱祁钰的定位问题,此事关系更大,众人们虽然心中皆存此事,但无人提及。没人提及但并不代表人们不关注此事,事实上,对于谦等人平反和对景帝平反是一脉相成的,一旦开了个头就不能停止下来。紧张的气氛是令人沉不住的,总有心浮气躁的人跳了出来,抑或真的是憋不住了,抑或是有人指使,抑或从天子那里觉察到了某种信息。第一个上书替景帝翻案的是荆门州训导高瑶,高瑶举人出身,会试不中而被安排了一个训导的职位,成化三年高瑶上书要求恢复朱祁钰的帝号和庙号。帝国很多敏感的事件都是由身居外地的小官们挑开,而这些小官们也就此名扬千古,载入史册,或许改变命运也不是没有可能,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基本上都捕捉到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们的上书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四两拨千金的效果。
此事既已挑明就不能回避,皇帝将高瑶的奏章让部院廷议,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皇帝态度暧昧,阁臣态度一样暧昧,终于在成化十一年由朱见深主动提出恢复了祁钰的帝号,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皇帝很显然走在文官们的前面。成化皇帝开本朝风气之先,朱见深登基后的一系列作为都为文官的谏言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虽然成化年官员们谏言不像万历朝那般波澜壮阔,但它毕竟是个转折点,它标志着洪武时代以来对言路的压制到了尽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