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万历的烦恼
万历皇帝人如其号，在位时间长达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最长的一个皇帝。而同时他也是明朝出土最早的一个皇帝，他的陵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发掘，是新中国成立后主动发掘的唯一帝王陵，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他的遗骨被付之一炬。作为皇帝，在位时间长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据说当初考古学家之所以选择发掘定陵，主要就是考虑到万历在位时间长，陵寝里的陪葬品应该比较丰富。
此外，在位时间越长，赶上的事情也越多，承担的责任也越大，在万历统治的四十八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许多导致明朝灭亡的事件似乎都可以在万历时期找到源头，因此史学家们给万历的盖棺定论是——“明亡于万历”。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漫长的统治带给万历的“寂寞身后事”有两个：一是开棺焚尸; 二是遗臭万年。实在是倒霉透了。
朱翊钧即位时年仅10岁，由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张居正接任首辅后，在李太后的支持下，于万历元年(1573年)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朱翊钧在位前十年，由于年幼，由母亲李太后代为听政，太后则将一切军政大事交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大的发展，是为“万历中兴”。
作为皇帝，万历的一言一行都有极高的道德标准，都要受到超乎常人约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任意妄为，虽然贵为皇帝，但由于缺乏自由，他的生活幸福指数，还比不上一个地主家的少爷，有时连赏赐太监、宫女的钱都拿不出来。政以后，万历并没有表现出大权独揽后的张狂与放任，仍然热爱读书学习，他命人把历代祖先的《实录》抄出副本供他阅读，又命令太监在北京城内广泛收罗各个领域新出版的图书供他阅读。
二、明代“国嘴”
思考越少，话就越多;修养越深，性格就越内敛。经过长期的捆绑式教育，万历的性格变得不愠不火、中规中矩、深沉内敛，应该说他是明代最“温柔”的一个皇帝，甚至有点软弱可欺。以至于他所宠爱的郑贵妃总是嘲笑他“越看越像老太太！”
与万历的软弱忍让的情况相反，他的朝臣们正变得越来越无所畏惧，他们利用万历的软弱，不断打着各种旗号，以诤谏的名义，全方位地收拾万历，以至于万历亲政以后，仍然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这种语言暴力所带来的痛苦，难以言表，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其中的滋味。
万历长期不上朝，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躲避朝臣喷向他的口水。也许有人会说，皇帝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还怕朝臣抨击，杀几个不就完了？事实上，只有昏君才会滥用刑罚，像万历这样经过长期儒家经典教育的君主，是不会采用这种行为方式的。
对于官员们来说，他们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万历的放纵以外，还有机制上的根源——言官制度。
明朝的言官主要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和机关，属于一般监督。六科监督六部的业务，属于专业监督。一个对人，一个对事。事实上人和事是分不开的，两者在现实中没有太大的区别，两者之间也可以互相弹劾。御史巡视各地，被称为“道官”，给事中在六科办公室办公，被称为“科臣”，因此言官也被统称为“科道官”。给事中还有封驳的权力，可以否定皇帝的决策。
言官制度是苦心孤诣的朱元璋创立的，目的就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进谏，以便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保障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永固。朱元璋的《祖训》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祖训》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受到处罚，言官们以此为恃，有恃无恐。
明代讲究名节，许多官员不怕受罚、不惜挂冠而去，拼个鱼死网破，也要维护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官员只要被弹劾，不论是否被冤枉，就会立即主动辞职，直到事情查清为止，以示清白。
言官制度有助于惩恶扬善，培养讲政治、讲正气、讲名节的官场文化，孟森认为明代士气之盛，死节之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制度是好的，但是执行的时候往往走样，尤其是在执行了较长时间以后。由于人们对于名节看得过重，声誉逐渐成为一种政治资本，诤谏的动机也由单纯变得复杂，一些沽名钓誉之人，往往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在正德和嘉靖时期，都发生过文官集团因集体诤谏受到廷杖并有多人丧命的事件。到了万历时期，讲文明的万历帝没有像正德和嘉靖那样使用暴力让群臣闭嘴，而是采取躲避的办法，进行冷处理。
三、无为而治
万历十五年，为了躲避群臣的骚扰，万历宣布实行“静摄”，从此不上朝。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万历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就是在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万历三大征”指的是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这三场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困难重重，但最终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君主专制的政体下，如果没有万历皇帝的运筹帷幄，就不可能决胜千里之外，可以说万历的战功远超康乾。
在现代社会，政府决策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召开会议决策;二是批示公文决策。对于会议，我们现在强调要开小会、开短会，涉及到的人参会，无关人员没有必要陪绑，大范围的全体会议一年也开不了几次。
在明代，上朝就像是召开全会，人多嘴杂，并不适合问政，尤其是在口水满天飞的时期，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吵架的机会，对于政务的处理，没有什么益处，将其取缔，对于遏制不正之风，倒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渠道，跟今天有相通之处，也是召开小范围会议，召见相关人员或是通过公文(奏折)等渠道。
工人喜欢把活干在明处，老板则愿意在幕后控制，万历作为明朝最大的老板，每天不上朝，改为“静摄”，其实质也是在幕后操纵。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有制度的保证和道家理论的支撑。应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大多数制度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极具合理性。以至于清朝几乎全盘照搬明朝的制度，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佩服得五体投地，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