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年)，初名李淳，唐顺宗长子，唐代皇帝，805年―820年在位。
贞元四年(788年)，封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立为太子，改名李纯。同年八月即位。李纯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李纯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力图中兴，从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称“元和中兴”。李纯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二是暂时平定一些藩镇。经过削藩，藩镇势力暂时有所削弱。后为宦官陈弘志(一作弘庆)等人谋杀。享年43岁，在位15年，死后谥号为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庙号宪宗。
宪宗继位后刚明果断，能用忠谋。力图削平藩镇割据，恢复唐朝的统一。他在位初期，任用杜黄裳、裴度、李绛相继为相。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先后平定了四川节使度刘辟、江南李琦的叛变，整顿了江淮财赋，招降了河北强大的藩镇，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任用了名将李愬，全力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使其他藩镇相继降服，归顺朝廷。结束了自肃宗以来，各地藩镇专横跋扈，各自任免官吏，对朝廷不供贡赋的局面，全国出现了暂短的统一。
但是，在和藩镇的战争中，宪宗又重用宦官，竟任命心腹太监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兼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和招讨处置使等要职，作为统帅带兵出征，使宦官势力大大增长。有的大臣劝说宪宗要防止宦官权力过大，他却回答说：“吐突承璀只不过是一个家奴，不管给他多大的权力，我要除掉他，还不是如同拔掉一根毛那样轻而易举”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宪宗还在取得了一些成就以后，就自以为立下了不朽之功，渐渐骄侈。任用皇甫博、李吉甫而罢贤相裴度，政治日见衰败。他还信仙好佛，想求长生不老之药。公元818年，他下诏征求方士。宰相皇甫博向他推荐了一个名叫柳泌的山人，由他配制长生药。又遣宦官使至凤翔迎接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恳切诤谏。宪宗勃然大怒，准备对韩愈处极刑。朝臣裴度等奏言韩愈忠直，乃贬为潮州刺史。第二年，宪宗开始服用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易怒，经常斥责或诛杀左右宦官，宦官集团又分为两派，吐突承璀一派策划立李恽为太子，梁守谦、王守澄一派拥护李恒为太子。
公元820年正月庚子日夜间，王守澄，陈志宏等宦官为了立李恒为帝，潜入寝宫谋杀了宪宗，然后守住宫门，不准朝臣入内，伪称皇上“误服丹石，毒发暴崩”，并假传遗诏，命李恒继位，还刺杀了吐突承璀。
从此，唐朝皇帝的废立，都由宦官所操纵。
蒋系：“宪宗嗣位之初，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顾谓丞相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为理哉！”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贞元十年已后，朝廷威福日削，方镇权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间细务，多自临决，奸佞之臣，如裴延龄辈数人，得以钱谷数术进，宰相备位而已。及上自籓邸监国，以至临御，讫于元和，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群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唐室中兴，章武而已。任异、镈之聚敛，逐群、度于籓方，政道国经，未至衰紊。惜乎服食过当，阉竖窃发，苟天假之年，庶几于理矣。”
苏辙：“唐玄宗、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偾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
《旧唐书》：“贞元失驭，群盗箕踞。章武赫斯，削平啸聚。我有宰衡，耀德观兵。元和之政，闻于颂声。”
《新唐书》：“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慎，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自吴元济
诛，强籓悍将皆欲悔过而效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则其为优劣，不待较而可知也。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则尤甚于德宗。鸣呼！小人之能败国也，不必愚君暗主，虽聪明圣智，苟有惑焉，未有不为患者也。”
《剑桥中国隋唐史》：“宪宗是一位重实干的坚强的君主，他抓住时机采取了干预的政策。但在一开始情况似乎并不显得对他有利。在顺宗时期出现的不和以后，朝廷尚需恢复和谐关系，而地方政府广泛的行动回旋余地已成为全帝国被人接受的准则。宪宗对迅速恢复中央权力的可能性不抱幻想，所以行动很谨慎，只是设法见机行事，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作主的全面计划。可是宪宗顽强地坚持他的基本目标，即恢复对搞自治的藩镇的控制，并要使所有藩镇当局完全听命于中央的指令。他几乎不可能希望深入进行下去：对各藩镇高级当局的需要，排除了恢复安禄山之乱前那种中央集权的可能，而且它们的军事编制既庞大，又根深蒂固，以致不容许作任何重大的军事复员。
宪宗的又一个特点是，他没有从纯军事角度去看待藩镇的问题。他认识到，要削弱诸镇独立行动的能力，同样需要作出制度的改变。的确，他的改革旨在增强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但直到9世纪的最后25年，除了河北几部分外，这些制度改革使中央政府得以在全帝国重新树立决定性的制度，从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