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适是唐朝的第十位皇帝，他一生饱尝战火的洗礼，面对一次次考验，摇摆不定，导致了他虽有中兴大唐的抱负，却屡屡不得志。青少时代的唐德宗历经安史之乱，深知安定的可贵，他登基以后，大有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即位之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实施革新，果敢有为。但当德宗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唐德宗一生中，无论是性格还是颁布政令，都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矛盾之一：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变为对大臣的猜忌，后逐渐形成了拒谏饰非、刚愎自用的性格。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使德宗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德宗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矛盾之二：由武力削藩转而变为对藩镇姑息。唐德宗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唐德宗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泾师之变后，唐德宗仓皇出逃到奉天，削藩之战不得被迫终止。然而，唐德宗却不总结经验教训，从整旗鼓，反而对自己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德宗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矛盾之三：对内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转而变为后来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和担任监军成为制度。德宗的父亲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唐德宗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但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唐德宗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德宗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德宗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矛盾之四：由即位初期的节俭和禁止各地进献转变为喜欢财物与大肆聚敛。德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国所献32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德宗的改革，的确显示出新君登临大宝以后的新气象。但是，自“泾师之变”以后，他似乎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也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要求各地向他进贡。此外，德宗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从禁止地方额外进贡到大肆聚敛钱财，德宗不仅改变了他的财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给他的治国为君之道带来了不良名声。
德宗在位前后施政风格出现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说明了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饱经乱离的壮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唐德宗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是因为他一生性格多变，面对藩镇割据，无法对自己的政策坚守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