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时期，神宗长时间不上朝理政，久居深宫过着"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的生活，身边的侍者办事稍不称意"辄毙杖下"。且又极其贪婪，恨不得把天下财货都搜刮进宫中供其挥霍。把大批太监派作"矿使”、"税监”前往各地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他把朝廷官员的任免都丢在一边，使在职的官吏无法得到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最糟糕的时候，六部的尚书只有一位，都御史10年不补。当时有一个名叫袁可立的御史曾经借雷震景德门的机会连续上疏直指皇帝：
“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睢州志》）”，终于惹怒神宗皇帝，被削职为民二十六年。首辅大臣也相继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帝皆不听。为了增置不足的内阁大臣，首辅大臣竟然上了100多道奏章请求。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
1621年( 天启元年)，公鼐看到改元后不到半年，御史因进言而受到责罚的有十几人，连续两次上疏，对皇帝及辅臣加以规劝。但是此时的熹宗已被宦官魏忠贤操纵，公鼐得到的是“谯责”、“忏旨”。做为两任皇帝老师的公鼐对专权乱政的魏忠贤之流深恶痛绝，加之编纂《光宗实录》一事触怒魏忠贤，“群小恶其害已，尽力排挤，不得大用”。
魏忠贤逐渐专权乱政的情况下，天启初，性格耿直的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的公鼐成为受打击的对象，在帝党、后党、宦官、朝臣的斗争中，刚直峻介的公鼐不愿陷入相互攻讦的党派斗争，又不允许宦官魏忠贤诬陷忠良，为纠正魏忠贤等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他愤然上书熹宗，要求由他主持编纂《光宗实录》，秉笔直书光宗政绩和宫闱中委曲隐秘之事，“存其真不存其伪”，“以成一朝信史。”熹宗没有批准他的建议。
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被称为"浙党”。另外还有什么"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还有什么"齐党”、"楚党”、"宣党”，都是以首领的籍贯命名的。"秦党”的政见与"东林党”相吻合，其他各"党”都与"浙党”声气相通，党争之风甚嚣尘上。
对东林党的评价，较为客观的说法是：按政绩来判定东林人与攻东林者之间高下如何：“平心而论，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者间亦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东林之持论甚高，而于筹虏制寇卒无实着。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忮刻胜耳。特可谓之聚怨哉？无济国事殆同矣。”强调两派领袖的人品迥异，但也指出两派均属于于国事无补一类。在肯定东林领袖为君子的同时点明东林的流弊所在。总体而言主张“东林”应对明末败势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看法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顾宪成（1550－1612）明代思想家，东林党领袖。江苏无锡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