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伯谦(1853年-1894年)，清朝福建侯官县人，字益堂，北洋水师将领。福建船政学堂首届驾驶专业毕业生。方家兄弟四人，方伯谦居长，父亲是个私塾教师。1867年，十五岁的方伯谦考取福建船政学堂，从此开始学习海军。1877年—1880年，在英国学习驾驶军舰。回国后，任济远号管带。
早期经历
方伯谦(1854.1.14-1894.9.24)，字益堂，祖籍福建侯官，生于闽县(今福州市)。六岁入私塾读书，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入后学堂学习驾驶，十年(1871年)毕业后，与刘步蟾等同上“建威”练船实习，巡历南洋新加坡、槟榔屿，及渤海湾、辽东半岛各口岸。十三年(1874年)，获五品功牌，充“伏波”舰正教习。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奉调入台，教练行营精兵。旋调任“长胜”舰大副。光绪元年(1875年)，调入“扬武”舰，以千总留闽尽先补用。旋在台湾剿抚案内经沈葆桢奏保，擢守备，留闽尽先补用。光绪六年(1880)年留学期满回国。充任船政后学堂正教习，旋调练习舰教习，擢都司，仍留闽省尽先补用，并加参将衔。
光绪二年(1876年)冬，船政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欧洲考察，方伯谦入选。三年(1877年)启程赴英，留学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校，习驾驶理法。四年(1878年)毕业，派上军舰实习，先登英国东印度舰队旗舰“恩延甫”号(H.M.S.Emryafus)，后应方伯谦自己要求，改登“士班德”号(H.M.S.Spartan)，留学生洋监督斯恭塞格称其为“水师中聪明谙练之员”。
七年(1881年)，调入北洋，委带“镇北”炮舰。翌年，先后调任“镇西”炮舰、“威远”练船管带。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方伯谦受命率“威远”留守旅顺，方伯谦请于险要处修筑炮台，并亲自监造。炮台建成，即名之为“威远”炮台。“威远”炮台虽较小，但费用低廉，开支仅数千两，当时颇受好评。时值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丁汝昌率舰队赴朝，方伯谦指挥“威远”随行，驻朝鲜马山浦。十一年(1885年)九月十九日，调任新购巡洋舰“济远”号管带，旋因援护朝鲜有功，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保，升补游击，并赏戴花翎。
“济远”舰十四年(1888年)，因功免补游击，以参将尽先补用。同时，与林泰曾一起赴天津，会同周馥、罗丰禄等议订《北洋海军章程》。翌年初，李鸿章奏保方伯谦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仍充“济远”管带。十七年(1891年)五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图鲁”勇名。十八年(1892年)初，署缺三年期满，实授北洋海军中军左营副将。
赴朝参战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是月下旬，丁汝昌派“济远”、“超勇”二舰护送叶志超、聂士成军赴牙山，以“济远”方伯谦为队长。当时，朝鲜牙山、仁川等处，日本军舰及运兵船往来不绝，其所运之兵马、枪炮、弹药、水雷、旱雷、电线、浮桥等不可胜数。日本当局之欲挑起衅端，昭然若揭，方伯谦见状，遂上书李鸿章，提出五条建议，其中与海战有关者二事：一、“谓海军战舰，合则力厚，分则势单，未决裂前，宜速召聚一处，遇有变局以便调遣，若以数船分驻仁川、牙山，港道分歧，三面倭兵可到，若倭以浮雷顺流而下，必遭暗算。且我聚各船于威海、旅顺，有事则全队出北洋巡弋，若遇倭船，便于邀击。至收泊之处，依于炮台，以固北洋门户，边疆自不至为所扰”，主张将北洋水势化零为整，以基地为依托。二、“谓当速筹添战舰，倭之敢轻我中国者，以我海军战舰无多，且皆旧式，不及其新式快船、快炮之利。倘我添行速率之船多艘，并各船上多添快炮，则彼自闻而震慑”。书方上，日本就挑起了战争。
先是，丁汝昌根据李鸿章的命令，又派“济远”、“广乙”等舰护送运兵船至牙山，以增援叶志超、聂士成军，以方伯谦为队长。六月二十二日晚，方伯谦获悉日本舰队将于第二日开到，遂令不堪作战的“威远”先行返航。六月二十三日拂晓，“济远”、“广乙”完成护航任务，从牙山起碇返航。上午7时，行至丰岛附近海面，发现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舰官兵进入战斗岗位，准备迎敌。7时45分，日舰“吉野”突然向中国军舰开炮，挑起了丰岛海战。在实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济远”、“广乙”二舰沉着作战，多次击中日舰。激战中，“广乙”船舵被击毁，伤亡惨重，力不能支，首先撤退。随后方伯谦见敌我力量悬殊，下令转舵向西北方向驶避。日舰“吉野”从后追来，方伯谦下令挂白旗，后又令加挂日本海军旗。不久，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误入战场，与“济远”迎面驶过。日舰“浪速”转舵拦截“高升”，“秋津洲”回航追逐“操江”，“吉野”继续尾追“济远”，逼近至2500米处发炮猛击。“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等使用150mm尾炮，向“吉野”连发4炮，命中3炮，“吉野”顿时火起，船头低俯，不敢前进，于中午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得以撤出战场。此次海战，中国军舰“广乙”搁浅自焚;运兵船“高升”被击沉，船上千余名中国官兵殉难;运输舰“操江”被日舰掳走。
回威海后，丁汝昌曾向“济远”管带方伯谦及舰上官兵详细询问作战情形。并于六月二十八日向李鸿章报称：
方伯谦“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至于方伯谦在海战中的表现，褒贬不一。先是李鸿章于七月初六日致电丁汝昌，说“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接着，清廷又于七月十一日颁谕，以“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
黄海海战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午后，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海战中，北洋海军的两艘弱舰“超勇”、“扬威”先后中弹起火沉没、搁浅。战至下午3时30分，“致远”沉没，方伯谦即率“济远”逃出阵外。僚舰“广甲”见状，也随之逃跑。日本先锋队四舰转而围攻“经远”，将“经远”划出阵外击沉。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九日丑刻，“济远”首先回到旅顺，方伯谦报称“济远”“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驶回修理，余船仍在交战”。相隔近4小时，舰队方返回。
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广甲’管带澄海营守备吴敬荣，亦随‘济远’逃至中途搁礁，咎有应得，惟人尚明白可造，可否革职留营，以观后效。”二十四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同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翌日凌晨5时，方伯谦在旅顺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上被斩首，时年41岁。
被杀之谜
“济远”退回旅顺确未得到旗舰“定远”的首肯，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战场“炮烟迷漫，各船难以分清”。据方伯谦自称，济远是因“伤处甚多，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才驶回旅顺修理的。李鸿章认为所说“情有可疑”，丁汝昌查明所报不实，是否可信？值得注意的是，据1895年上海出版的《中倭战守始末记》一书载，济远舰管理炮务的德籍洋员哈富门辞职回国路过上海，住宿礼查客寓，沪上各国记者询问战事者甚多，当问到济远的损伤情况时，他作出了简短的回答，使我们弄清了三点：(一)济远仅有两门大炮受损，15公分(厘米)尾炮1门“机器受损，不能运动”，21公分大炮1门“机器也已损坏，炮架不能运动”，并不是“炮均不能施放”。(二)根本未提到“船头裂漏水”的事，可见乃是子虚乌有。(三)指出“我船虽受伤，并无大碍”，并非伤重到不能继续作战的地步。所以，济远提前回旅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牵乱船阵”：首先，北洋水师的各舰舰速不一，却混编，“超勇”、“扬威”二舰未开战已形同脱队，结果一旦接战即陷入孤立，为日第一游击队集火击破。第二，两舰队尚距6000米，清旗舰“定远”即以305毫米巨炮射击，不但无效，而且因舰桥年久失修，开炮时竟然震踏舰桥，指挥旗落地，司令官摔伤，北洋水师丧失统一指挥，因此乱阵。第三，日军的本队、游击队夹击战术，以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舰编为游击队，横掠过北洋水师两巨舰，痛击其右翼各舰，击沉“超勇”、击败“扬威”后，迂回至清舰侧后，集火攻击致远、经远，因为此时北洋水师指挥系统失灵，各舰各自为战，在日军的灵活夹击战术下，前后不能相顾，导致阵形大乱。综合上述，北洋舰队阵形混乱，并非“济远”脱离队列所导致，方的此罪不能成立。
至于“济远”撞沉“扬威”之事：开战时“扬威”处北洋舰队阵列右翼最外端，“济远”列左翼最外端。“扬威”中弹起火后，被迫于2时23分左右向战场东北方向驶避救火，搁浅于大鹿岛附近，被“济远”撞沉后，管带林履中投海自尽。而“济远”最早是在“致远”沉没后即下午3时30分离开战场，即“扬威”离开战场一个多小时后才向西驶回旅顺基地。这里明摆着一个令人难解的问题：按北洋舰队的布阵来看，扬威位于右翼的阵脚，而济远则位于左翼的阵脚，两者相距差不多在4公里左右，是如何相撞的呢？何况济远是向西南的旅顺方向驶逃，又怎么能与扬威相遇呢？日方的记录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底。《吉野舰记事》称：“济远、广甲向西北方向逃走。”坪井航三的海战报告更指出，它们“想要经过沿岸浅海逃走”。原来，济远为了避开日本舰群，并不是直接向西南驶逃，而是向西北浅海处绕行，从而撞到了已搁浅在那里的扬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