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原名义和拳。这个自发的反帝团体产生于19世纪末，以设拳厂、练拳术的方式，组织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他的兴起和发展与外国教会的渗入密切相关。易州义和团，虽因地处偏远，兴起较晚，存在时间较短，但也经历了兴起、发展和结束的整个过程，并在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和清廷的欺压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威力。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尤其是“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的教会再次获得了到中国内地传教的自由，内地的外国教会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洋人借帮助清廷筹建卢保铁路机会，大肆在该铁路沿线扩大天主教活动范围，易州城乡的天主教势力这时也逐步得到了发展。一些外国传教士以建教堂发展教徒为名，指使骨干分子，强占良田，拆毁庐墓庙宇，甚至还有的拐卖人口，拉豪绅、土棍及刁横之徒入教，鱼肉百姓，人民愤恨至极。不少村镇针锋相对相继铺团。据原河北省文史馆员张彩亭先生（清末优贡生）生前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易州境内北桥头村首先成立义和团，未及一年，相继铺团的已数十村。
易州义和团并非一处传来，其南部由保定传来，北部由涞水传来，东部由定兴之仓巨、曹村、石柱等村传来；或有“山东老团”来易州秘密活动之踪迹，如易州城南卓家庄一带就有“大师兄摆摆手，卓老兄跟着走”等流传。
由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载漪、刚毅等人得势的时候，清西陵的宗室贵族、内务府官员以及绿营官兵也多介入了团务，附于“扶清灭洋”的大旗之下，此种情况，为其他州县所罕见。
易州义和团又分红团、黄团、蓝团，皆以红、黄、蓝三色头巾为记，各团人数不等，或20余人，或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团员大都是十七八岁至20岁年纪的青年。团内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或三师兄，此外，设老师一名，司账一名。主持团务者称团头。
义和团之活动，搭棚请神叫“铺团”，也叫“立坛口”，神棚多设于庵观寺庙，内挂神像幔帐，供神如伏魔大帝关夫子、孙膑老祖、洪钧老祖、三清圣像、西天如来以及真武大帝等。或用黄纸书写神名，或用村社旧有灯棚神像，神棚悬挂对联多为庙宇旧句，也有因时事而作之新联，如北奇社义和团棚联，为管事李培泗所写：“壇祀诸神祈神庥，祐我神州万里河山臻乐土，剑劈洋鬼除鬼蜮，殄殛鬼类千秋王化震寰球”，又如西关团神坛棚联为后部营房差官扬从厚所写：“万祖千佛下九天澄清四海殛五鬼，七星百灵超三界安靖八荒扫二毛”。
各团制有团旗，团旗颜色依团名而定，旗为三角牙旗，上面八卦之坎字，团众头戴八卦巾，身穿八卦坎肩，带兜肚，所束腰带之颜色也与团旗相同。
团员所持武器，大多是刀、枪、叉、剑，还有少量的土枪、土炮和大抬杆。
凡进入坛内者，包括围观者在内，都不准吃葱、韭、蒜等，据说吃了这些东西法术就不灵了，谁犯了这条就会当做“二毛子”拿问，所以，这一年葱蒜大都烂在菜畦里了。
各团的团规大同小异，大致为“不准贪财，不准好色，不准徇私，不准为富欺贫”。
义和团练拳时，先由大师兄焚香，申表疏，请神降坛，请神时所念咒语叫赞，如“天灵灵，地灵灵，我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关公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前朝冷于冰，七请飞镖黄三太，八请韦陀显威风，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山神灭洋兵，灌口二郎为后合，增福财神把粮供”，又如“奉请托塔李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带十万天兵下界降魔，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念咒前漱口画符洗手，念咒完毕伏地不动，霎时口吐白沫，一蹦即起，浑身哆嗦，口中发出“嘘”“丝”的声音，如练拳，便喊：“腿是腿，脚是脚”，或随意舞蹈，或练少林“弹腿”，有时还不住叩头，如中高村大师兄冯老美，因叩头而致头顶前部光秃无发。
义和团练武时要请神附体，请神时用刀砍肚，叫“赴刀”，先喊一声“刀来”，持刀者舞动大刀，被砍者称赴刀者，赤着上身，凡持刀者多为熟手，而且必须与赴刀者相配合，砍时，持刀者切而不可抹，酷似近日之硬气功。团众临阵时先喝符，并以符贴胸，大呼“乱三绞四，乒乓噗哧”，喊毕出发，声言符咒可避刀枪，团众均迷信不疑。
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山东冠县郭庄义和团教师索老香来易州探族人。他演习的礼仪很繁琐，为易州团众前所未闻，上香时要净水漱口洗身，烧一支香，跪拜时先跪左腿，口念“膝下弟子，行道不明，乾坎艮震巽离坤，阴阳八卦向上寻，五方太君，南斗六星，北斗七星，疾疾有灵……”等等。所练义和拳中的“八大步”，据传其内场中有反清复明的密语，如“木子刀兵动，牛八旗过江”，内场中还有绝密师传《金刚家书》，分天、地、人三卷，抄本，数万言。
义和团运动所需粮饷、开支，全是向富户索要，名为“化斋”。声言“遵者不入其门，违者合家不保”。如西陵义和团曾去南石楼村陈老宜家“化”粮食两大车，保定府义和团大元帅周老昆曾向裴庄财主刘老荫家索要黑豆两石，豹泉团首李老存向南白马羊财主索财粮大部。
易州除北董村（今北东村）外，无“红灯照”组织，因而其人数甚少。北董村周家由一姑娘于该村的义和神坛对门搭棚演法，每天烧香打座，本村绅董有数人值班，如敬神名，还有一女子名唤马赵氏，手持红手帕，自言神附体，可以上天。北董村东十里的石柱村（属定兴县），“红灯照”人众甚多，青年女子身着红衣，腰束红帛，头包红巾，手持折扇，扬言“手持红灯可飘然腾空，灯笼落处便顿成火海，烧毁洋楼”。他们常与附近义和团互相配合，向洋教斗争。石柱村由红灯照战士名孟昭容，庚子后出嫁西陵陈家，新婚夜盗匪数人入宅，孟氏持枪击倒众匪，又增资释放，从此闻名乡里。
各地义和团之间没有统属关系，如需聚会议事，常常利用“揭帖”传约。其内容大同小异，除传约共同战事之外，多是宣传洋人洋教的罪恶和义和团的宗旨与功绩，因而，“揭帖”又是义和团大造舆论的一种工具，尤其是在义和团兴起阶段，起到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作用。易州义和团非常重视舆论准备工作。当时接到的外地“揭帖”多由京、津、保等地传来。如“英吉利、美利坚，代代洋人犯海边。自从义和铺团后，洋鬼子见着心胆寒。大法国心胆寒，俄罗斯也悄然。法国快撤山东地，小日本就得离台湾”“还我江山还我权，不怕火海与刀山，神仙附了凡人体，枪炮不鸣闯阵前”“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了天”。易州本地各团则盛传“成立义和团，刀剑出了鞘，保护大清国，消灭天主教”“入了天主教，赛过虎狼豹，拍花剜心胆，拿去作春药，官衙不敢管，怕把顶子掉”“拍花扰乱遍京城，失去亲儿慈母惊，多少儿童藏户内，可怜散馆众先生”。这种“揭帖”和传言作用很大，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易州中高村民发现一外地人提红布包路过，有可疑处，数名村民暗暗跟踪，在村东冯家坟忽然看见该人检点刀械，于是大声呼喊紧追不放。当时人们为了防止洋教投毒，易州不少村赶修井棚井盖，晚间加锁，并由丁壮暗护，此类井棚或石井盖，直保存到建国后。
由于洋教的逐步渗入和义和团的广泛宣传，易州义和团迅速兴起，只要有一个村铺团，附近村庄就积极响应，一个村铺了团，大部分青壮年都主动参加。除涞、广二县外，易州所辖39社，皆先后铺团，据后人统计，易州约有壇口60余处，涉及200余村庄，坛口分布，平原多于山区，要道多于僻乡，参加者大多为贫苦农民、商贩、工匠及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和绅士，易州义和团兴盛时，团员人数达5000余众，其势力逊于涞水，盛于广昌。随着义和团的迅速发展，一时声威大震，不仅村民百姓支持，就连州城文武百官出城门路遇神棚时也必须下马参拜，不敢坐轿骑马大摇大摆而过，如有怠慢，就要受到惩罚。原知州窦以筠开始因散布诽谤义和团的言论，易州团总李必武当面警告他说：“窦造儿（窦的乳名），你要再瞎说，五爷（李必武自称）要借你那有耳朵的香炉！”吓得他直作揖赔罪才算了事。当时，易州城内有棠荫书院，为明清两代易州的最高学府，由翰林出身的高庚恩任山长，因双峰村书院，由高兼课讲学。高反对义和团，他曾与生员们讲：“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义和团之起于鲁冀，名曰红团者，韩林儿白莲红巾之余孽也；名曰黄团者，张角黄巾之遗种也……，义和团之以扶清灭洋为标榜者，诱愚民而惑朝廷也，此辈愚氓，灭洋则不足，乱清则有余焉。”此类言语被双峰团首赵某闻知后，称高为二毛子，团众杀高僮二人，其仆从、家属逃散，高庚恩本人逃入易州城内清真寺，才幸免于难。为报救护之恩，尔后还为该寺题匾为“易水桃园”。
易州各地村民相继铺团后，大多表现了驱洋除恶的朴素意识，他们不仅反对洋人、洋教，也反对洋物。凡洋油（煤油）、洋火（火柴）、洋布（机织布）、洋烟（鸦片烟）等都列为焚烧对象，认为洋油可熏死人，洋火可爆炸，穿洋布可使皮肤中毒。而只有洋鬼子、二毛子才会吸洋烟，凡吸洋烟者非杀不可。他们还有戒烟咒语：“奉请如来佛，善除洋烟魔，韦驼，韦驼，速除妖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时吓得吸鸦片者不敢犯戒，惟恐当作二毛子杀掉，但一些地主豪绅及官宦之家由于身世、地位及思想上的殊异，往往表现了狭隘的个人目的，或拖延不办，或敷衍了事。如易州城内二道街回民张老才，因得罪了西关团首南城火神庙李小道士，怕其报复，就找本街回族绅董常老友等人筹建了“清真团”，并把州衙武器库中的刀枪扛到清真寺附近，当得到洋人进京、李小道士战死的消息后，马上刀枪入库，解散了清真团。易州城内大绅陈礽寿（曾任山东数任知县、知州），开始反对铺团，只暗中招募壮勇看家护院，直到铺团风浪席卷易州时，才与城内名人魏锡三、陈俊卿等人在开元寺佯作铺团，只喊不练，闻洋人陷天津就停止了。血山村武庠生曹万世、文庠生袁蔼堂坎肩邻村义和团向财主“化斋”，为保护自家财产，立即在本村大庙铺团，不数日，闻洋人进京即散。号称直隶“三王”中的“娄山王家”王治仁，在朝廷任刑部员外郎，给易州亲族写信，不准本村铺团，也不要与团为敌，在团教中持中立态度，但却扩大地主武装。此外，北高村财主张老秀、东北奇财主马老云、中高村财主冯老广以及裴山村马氏、良岗村赵氏、白马村张氏等，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和财产，表面上都向义和团表现了友好，如，有的派人参加练拳，有的为义和团出大车，有的应付些钱粮，但都是一有风声就收。神石庄村在拔贡赵萃轩、文童郭尚先等人策划下，反对铺团，该村郭姓为大户，因而全村800多户（包括大雁桥、柏木井、三合庄、北福地四村）无人敢于铺团，少数人只好到外村参加义和团。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清西陵的“奉旨办团”。易州境内葬有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帝，为保护陵墓，清廷在此地置有内务府、八旗、营房数十处，还设有泰宁镇总兵保护。由于这种特殊原因，清廷内部的风吹草动都会迅速影响到守陵人员。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五月间，河北义和团发展到高潮。保北的涿州、易州、涞水、定兴、房山、新城、容城等地团众3万余人，由密熹和尚率领云集涿州，割断了电线，烧毁了津保线上的高碑店、长辛店、丰台等火车点，连慈溪太后的专用龙车也被烧毁。当时，清廷内部，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人得势，以“剿之则祸起肘腋”为由，主张“抚而用之”。于是守护清西陵的官吏纷纷“廷师铺团”，声言“奉旨办团”。西陵内务府郎中谭崇阶人称谭五老爷，曾任内务府旗营团首，其他如泰陵礼部、泰陵内务府、慕陵礼部、慕陵内务府、慕东陵礼部、慕东陵内务府、太平营八旗、慕陵八旗、内务总管衙门、东西王府、公府、后部汉军差官营、泰宁镇总兵署营、都司衙门绿营、游击衙门绿营、紫荆关参将衙门绿营、易州城守营，以及南福地王爷陵守陵营等处，都办起了义和团。这些“奉旨”办起的义和团，虽也显赫一时，但毕竟不同于其他义和团。他们铺团的目的主要是以团制洋，维护清廷统治。一旦清廷对义和团改抚为剿之后，除八旗官员五雅爷全家自焚，以示义不可辱之外，均纷纷退缩，以求苟全，再无坚持之志，虽有数十名为“拳祸”丢官掉头，只不过是廷内斗争的陪葬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