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酒桌上迟到了、说错了话、敬酒敬错了顺序,大家都是要吆五喝六地大喊“罚一杯”的。可是“罚”字多不好听啊,于是便有人喊:“不是罚呢,是奖一杯。”奖字多好听啊,结果往往都是“罚酒”不吃吃“敬酒”,咕噜咕噜把那酒喝下去了。罚酒敬酒其意一也,反正要把你灌得够戗才罢、醉得半死方休。唐太宗也许参加这样的“酒宴”比较多,他受“颠罚为奖”的启发,对那些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不是“处罚”,而是“奖励”。你贪什么,就奖你什么,你贪多少,就给你奖多少,当场在金銮殿上“兑现奖励”,让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奖品背回去。但这处罚也罢奖励也罢,要搞得你面子非常难堪、心里非常受伤。
有长孙顺德者,人家来求他办事,他收了别人的贿赂绢绸数十匹。这事被太宗知道了,于是叫“办公室”的文秘人员发“通知”,要求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某月某日准时到金銮殿里“开大会”,会议重要,不得迟误。文武官员整整齐齐地坐在台下,专心致志地听太宗作“重要讲话”,太宗没讲别的,只是“通报”长孙顺德的受贿情况,末了,唐太宗问:“长孙顺德受贿数十匹,这说明了什么?……同志们,我问你们呢?这说明了什么?”下面诚惶诚恐,不敢做声,唐太宗便大声说:“这说明了长孙顺德家里缺乏绸缎啊!好,你家缺绸缎,我就奖给你绸缎。”唐太宗叫人搬来许多绸缎,一股脑地压到长孙顺德的背上,叫他亲自背回去。
长孙顺德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欲卸不敢,欲背不能,僵在那里,恨不得钻地缝。周围百官看到这模样窃窃私笑,一个个站在那里看把戏,真是羞煞了长孙顺德。后来,还有像长孙一般作奸犯科的,如右卫将军陈万福,大搞索拿卡要,索取了驿站数石麦麸,唐太宗也是以这种方式给予奖励,叫他当着大家的面担几石麦麸,从金銮大道一步一步担回家去。
唐太宗的方法看上去“很温柔”,其实比“挨枪杆子”更让人难受。唐太宗直白地对人说:“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唐太宗对人性的洞悉相当深刻。人都是有羞耻心的,没有羞耻心,不就是禽兽了吗?得唐太宗衣钵的,后世大概要算清朝的雍正了,雍正将要“处理”年羹尧之际,有不识相的钱名世还在使劲地为年羹尧“歌功颂德”,“极尽谄媚,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刑部果然从快从严搞“严打”,判决立斩,并连族连坐,让雍正来“审批”,雍正却出人意料,给了钱名世一条“活路”:不杀,“革去职务,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所居之宅”。让钱氏及其家族一辈子乃至数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不起人。给人精神行刑,真是厉害啊!
唐太宗用这方法来反贪腐,效果虽好,却是无法效法的。在操作层面上,这事最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者,必须开大会搞斗争,这条件好说,我们动不动就开会,干什么事情都难,开个会不难;二是贪官所贪必须为实物,比如绢缎比如麦麸比如大包小包大礼包什么的,这让他当搬运工才有好看,但现在一张卡一个信封,放在贪官肩头背回去,起不到表演与示众的效果;三是必须为小额数目,若人家一贪就是百万千万,你还贪什么奖什么吗?你还贪多少奖多少吗?那贪官们会笑傻。
对待贪污犯或者其他犯罪,是让大家戳其背心,还是让一颗子弹穿其膛心?这两者到底谁轻谁重?我们姑且撇开这两者谁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话题,单从唐太宗施行这个方法的出发点来“研究一下”。唐太宗这个方法是立足于人是有荣辱感的。是人,都有荣辱感,如唐太宗所说,没有荣辱感了,那不是禽兽了吗?基于这一点,唐太宗与雍正便在人的荣辱感上做文章,利用人的荣辱感来“讲政治,讲正气”,来反腐败来倡廉政。他们叫贪官背回赃物,或在其门楣上刻门匾,或在其脸蛋上刺黑字,目的是培养其“耻感”,当人的“耻感”树起来了,那么“慎独”意识也许就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