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太子前，先赐死其生母。这种残忍的传位方式，史学界称之为“立子杀母”或者“子贵母死”。开此先河的，是汉武帝;形成制度的，却是拓跋氏。汉武帝“立子杀母”，在西汉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贵母死”，却在北魏沿袭成势。
翻开《魏书·皇后传》，关于“子贵母死”的记载，让人触目惊心： “道武宣穆皇后刘氏，后生明元……后以旧法薨;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太武敬哀皇后贺氏，……生景穆，神麚元年薨;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献文，……依故事……薨;献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兴三年薨;孝文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后依旧制薨;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暴薨”。
这份死亡名单中，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称“依故事”死;孝文贞皇后林氏，可以称“依旧制”死;而排在最前面的刘氏，为什么也称“以旧法”死？带着这份疑惑，笔者仔细翻阅了《魏书·序记》，既没有发现这种“故事”的明确记载，也没有找到此类“旧法”的杀人事件。这就说明，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开国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刘氏，无疑是这种皇位传承方式的第一个牺牲品。那么，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是怎么产生的？拓跋珪为什么要制定这种残忍的制度呢？
普遍认为，拓跋珪是在学习汉武帝，其实不然。众所周知，“主少母壮”和“女主颛恣乱国家”，是汉武帝“立子杀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病症。当时，刘弗陵只有七岁，尚在冲龄;其生母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汉武帝六十九岁，风烛残年。汉武帝自知时日不多，赐死钩戈夫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刘氏死时，拓跋珪三十九岁，正值壮年;拓跋嗣十六岁，血气方刚，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拓跋珪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再者，拓跋珪之死纯属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可见，“子贵母死”决不是对“立子杀母”的简单模仿。笔者认为，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产生，幕后另有重大隐情。
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魏书·序记》把妇人比作“天女”，以及“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妇女地位还相当高;而“昭成……议不决。后闻之……乃止”和“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也专权弄权。再者，作为东胡的一支，鲜卑人的血管里，难免携带着“先母而后父”和“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实现“父子家天下”，就必须要对阻碍封建化进程的落后习俗，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母权制”进行血腥变革。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使拓跋嗣摆脱母权干扰，成为独裁皇帝，是形成“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现实情形也让拓跋珪感到忧心。拓跋部能够复国，北魏能由弱变强，除了母族贺兰部的鼎立相助，还得益于妻族独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随着敌对政权一个个的被征服，随着北魏国势的日渐强盛，对中原历史颇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锐地嗅到了外戚势力对北魏的潜在威胁。拓跋珪是政治家，是开国皇帝，而且受过灭国之苦，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基业，他必须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拓跋嗣一旦继承皇位，其生母刘氏，这个来自独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为独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权的桥梁纽带，那么，王莽篡汉的历史悲剧就会在北魏再度上演。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达到离散外戚部落、杜绝外戚介入、防止皇权旁落的连环目的，也是产生“子贵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当然，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这种来自“外家”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在历代皇帝中，有拓跋珪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实不多见。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为了消除妇人干权，拓跋珪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来堵住悠悠之口。于是，他谎称拓跋部有“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祖制，将刘氏“以旧法”处死。《魏书·太宗纪》记载了拓跋珪对儿子的教诲：“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将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既然“子贵母死”不同于“立子杀母”，拓跋珪为什么又要搬出汉武帝呢？笔者认为，北魏正倾心汉化，拓跋珪“远同汉武”，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从而为“子贵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
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到了元恪时期，竟然出现了“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魏书·皇后传》)的局面，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元恪面临着绝后的政治危机。后来，胡氏不惧“子生身死”，艰难地为元恪生下了元诩这根独苗，因功“进为充华嫔”。为皇统大计，元恪废除了“子贵母死”制度。始于天赐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这一制度，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所以，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