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清军在历时4年的抗击英法联军的战争中最终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腐败、反动，实行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其次是清军武器装备落后、作战方法笨拙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侵略军已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如发射圆锥形弹丸的线膛后装步枪、线膛后装火炮以及便于浅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而清军的装备却仍停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仍是鸟枪、抬枪和发射球形弹丸的前装炮及冷兵器），加之炮台构筑仍是露天式的，经不起侵略军炮火的轰击。作战方法上，英法联军注意水陆协同作战，以强大炮火掩护陆军登陆，陆上战斗采取散兵战术，而清军则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忽视陆地纵深设防，不懂散兵战术，所以一败再败。清政府却对此浑然不知，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清王朝和以它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何仍以天朝上国自居？
天朝上国的“自信”与自尊
对外妥协，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传统的重现：每当外战不利时，统治者常以此法羁縻或同化入侵的蛮夷。如果西方人熟知中国史，就能得知清廷这些举动的依据：英国“重商而轻官”，“上下交征利，不求物质所得者盖寡”，与传统蛮夷同样粗鄙好利。于是，《南京条约》就被清廷视为羁縻手段——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只要控制贸易，就能控制蛮夷；既然“英夷”要在通商口岸贸易，那只要控制口岸，就能令其就范——这是多么完美的理论，哪还需要搞什么改革？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表明，面对“英夷”，沿袭古制无异于玩火自焚。
中国的“精神胜利法”
《中英南京条约》和其它卖国条约一样，并不能结束双方的冲突。但作为失败一方，中国这个“天朝上国”在精神上并未被击败，官方文件仍称英国为“英逆”，英国入侵则被称为“犯顺”。条约也未对中国造成冲击：在鸦片战争后10年里，各属国依旧来北京朝贡（朝鲜10次，琉球7次，越南和暹罗各3次）。中国官僚们只是认为，给予西方的特权太多，因此想方设法不履行条约。同时，不少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声名狼藉、行事不端，更加剧了中国人强烈的排外情绪。
英国的失望与希望
作为鸦片战争的胜利者，英国人同样失望，因为中国人不愿与他们接触，通商口岸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贸易扩张。直到《南京条约》签署10年后，作为通商口岸的福州和宁波，外国侨民数量仍只有12人；厦门略多，约25人左右；传统外贸中心广州也不过有300名外侨；即使在外国势力的据点上海，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也只有300多外国居民（不计家眷）。英方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获得更多的租界。曼彻斯特商会当时声称：“我们同中国的贸易直到买卖权扩展到我们现在所局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天朝上国”幻象的破灭
由于双方如此对立，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英法联军和鸦片战争时一样不可抵挡，尽管付出了比鸦片战争大得多的人员伤亡，但在八里桥的血战中彻底摧毁了清朝的武力支柱——京营和蒙古马队，随后还占领北京，烧毁了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咸丰皇帝也在逃亡中死去。这一系列难以掩饰的失败，才让一部分中国人觉悟——“天朝上国”的表象，再也粉饰不下去了。
粉饰太平并非无能官僚的专利，就连民族英雄林则徐也不能免俗。史学家蒋廷黻曾作如下记载：“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清王朝对面子的执着、对传统的迷信，本质上都源于几千年辉煌文明的传承：我是“天朝上国”，你是“夷狄宗藩”。这种观念在19世纪之前没有错，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也点头附和：“它（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人类绝不可能想象比它（中国政府）更好的政府来”（伏尔泰语）。但在马戛尔尼来华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完全颠覆了，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的、不可理喻的大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这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