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十四年(1449年)是改写明朝历史的惊魂之年。当年七月,明英宗不顾群臣反对,亲率数十万大军匆忙出征瓦剌,屡遭败绩,最终导致“土木堡之变”。八月十五日,明英宗被抓了俘虏,随行的一百余名大臣遇难。八月十七日,噩耗传来,京师戒严,举国震惊,人心惶惶。负责“居守”的郕王朱祁钰不知所措,于是派太监金英、兴安召众臣前来商议下一步怎么办。这时,平日喜欢天文地理的侍讲徐珵大放厥词,“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认为只有迁都南京,才能顺应天命,化险为夷。
徐珵的话,立刻引起众人议论。礼部尚书胡潆说,“文皇定陵于此,示子孙不拔之计”,认为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在此长眠,就是希望后世子孙在此扎根。胡潆的意思,有些模棱两可。这时,兵部左侍郎于谦厉声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这番话斩钉截铁,不仅阐述了为何不能南迁,还表明了斩杀南迁提议者的鲜明态度。
后来,郕王决定不迁都,并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治军抗战。一句“言南迁者,可斩也”,让之前并不怎么显眼的于谦大放光彩,展露锋芒,其咬定京师不动摇的决心,誓死保卫京师的勇气,以及对逃跑主义者的不屑和愤恨,名垂千古。其实,在于谦说这话的同时,还有一个人说了几乎相同的话,对于谦坚守北京、抗击瓦剌的爱国主张予以声援,这个人就是兴安,也是一个太监。
兴安生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早年入宫,明英宗即位后得到青睐,正统九年(1444年)晋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当时,在他之上,还有王振和金英。“土木堡之变”时,王振死于乱军,兴安成了地位仅次于金英的太监。郕王召众臣商议国事时,兴安和金英也在场。据《明史·宦官列传》载,徐珵提出迁都时,“安叱之,令扶珵出,大言曰:敢言迁者斩!”这五个字,简短明了,落地有坑,声震房瓦,其口气不次于于谦,甚至比于谦的话更有震撼力。
关于怒斥徐珵,《明史》中对于谦的表现言之凿凿,但对兴安的表现记载模糊。《明史·徐有贞传》称,徐珵提出南迁时,“太监金英叱之”。《明史·宦官列传》称,徐珵提出南迁时,“安叱之”;又称“或曰叱珵者,英也”。
怒斥徐珵的太监到底是金英,还是兴安?笔者认为是兴安。首先,金英此人贪恋权势,心胸狭窄,且在次年便因犯赃罪“下狱论死”,在国家危难时刻,说他当廷怒斥徐珵,从其一贯表现来看让人生疑;其次,《明史·徐有贞传》中所载金英“叱之”的事迹只是金英的别传,不足为信,而《明史·宦官列传》也就是所谓正传中,只有“或曰叱珵者,英也”的存疑记载和模糊说法,而对兴安怒斥徐珵之事却记载得非常生动、鲜活、翔实。所以,怒斥徐珵的太监是兴安。
兴安和于谦的怒斥,严重打击了徐珵,此后,徐珵夹起尾巴,藏匿行迹,改名徐有贞。能跟于谦说出几乎同样的话,且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笔者从心底敬佩兴安这个了不起的太监。于谦爱国护民,克己奉公,担任兵部尚书八年,“家无余资”;兴安也是个“有廉操”的正直之人。在这方面,二人可谓惺惺相惜。
当年九月初六日,郕王即位,是为明代宗,年号景泰。鉴于兴安的正直和大义,明代宗把兴安视为心腹,“独任安”。景泰朝八年,于谦因为过于正直,得罪了不少人,谗言不断,兴安“知于谦贤,力护之”,在明代宗跟前处处维护于谦。兴安给于谦说过不少好话,如“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令朝廷何处更得此人?”又如“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兴安认为,像于谦这样奉公忧国之人,天下找不出第二个来。于谦能够在兵部从容地抛洒心血为国效力,身在内廷的兴安功不可没。
明英宗归国时,兴安“敕书不及迎上皇”,表示由衷欢迎;明英宗被软禁南宫后,兴安也悄悄地给予了一些生活上的帮助。明英宗复辟后,疯狂清算报复,特别是对明代宗身边之人恨之入骨,先杀于谦,后“磔景帝所用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中官坐诛者甚众,安仅获免”。天顺三年(1521年),兴安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兴安信佛,临终时“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兴安的尸骨虽然化为灰烬,但他那怒斥徐珵的五个字“敢言迁者斩!”却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