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清(1906-1942)，陕西省神木县人。1920年考入太原省立一中，1925年升入中国大学就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受党的派遣赴中央武汉军政学校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友清参加了中央军讨伐夏斗寅叛变的战斗，而后在西北军杨虎诚部任民运部部长。在西北军中他积极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组织暴动失败后离开西北军，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中共晋西南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北方局统战部部长和秘书长、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等职。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进犯太行革命根据地时不幸被捕，同年7月7日光荣牺牲于太原俘虏营中，时年37岁。
张友清同志是陕西省神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友清同志从北平中国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商人协会和学生会，领导群众开展反封建斗争。
一九二八年，友清同志组织了杨虎城部队皖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北平，任北平市委书记。
一九二九年，友清同志在北平被捕，入狱年余，出狱后，任天津市委书记，在天津时间虽然不长，由于他工作深入细致，很快地掌握了当时进行叛党活动的分裂分子张慕陶等大的动向，及时向党员通报，教育大家提高警惕，同这些分裂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白区党的组织遭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同年二月至七月，友清同志和殷鉴，陈原道、赵鎛、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等一大批同志先后被捕入狱，同志们在肉体上受到了野蛮摧残，精神上受到残酷折磨，但是，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大家面对敌人的淫威，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针锋相对地同敌人的“反省政策”进行斗争。
当时，友清同志就是狱中党支部的支部委员，他身体不好，又带着沉重的铁镣，在经过敌人多次摧残折磨之下，体质一天坏似一天，然而，友清同志意志坚强，经常对青年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要大家不讲不利于党的话，不供出党的组织和同志，不做可耻的叛徒，反复地在同志们中间阐述“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的道理，使大家懂得，凭一股勇气和敌人的拼死，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在漫长的牢狱岁月里，经受各种考验和磨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则是难能可贵的，友清同志在狱中的这些思想和言论，表现了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境界，鼓舞着同志们反对敌人的“反省政策”的革命斗志。
为了进一步提高狱中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党支部提出：不仅要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而且要把监狱变成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党校，支部决定，进行一次绝食斗争，迫使敌人改善狱中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提出了六条要求：一、政治犯一律下镣;二、改善伙食，每天一米一面，一菜一汤;三、打开监房门，犯人可以在各监房自由走动;四、延长放风时间，每日三次，每次一小时;五、订四份报纸;六、牢房生火取暖。支部看到友清同志的身体太弱，怕他绝食后危及生命，不让他参加，可是友清同志硬是和同志们一道，把牢房的食物，食具扔了出去，绝食的第四天，体弱的同志生病了，友清同志的情况更加严重，第五、六天，他的身体进一步恶化，死亡时刻在威协着他，但是，这位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自己生命的共产党员，怀着必胜的信心，用巨大的毅力同疾病作斗争。
张友清同志看问题尖锐明确，写文章简练有力，在工作和斗争中能够坚持原则，讲究斗争策略，实事求是，处理纷纭繁杂的事务，从容不迫，有条不紊。他光明正大，肝胆照人，在山西工委工作期间和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山西新军配合得很好，工作出色，在党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山西党组织的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一九三九年秋，党调友清同志到北方局担任统战部长，这时候，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形势急剧逆转，在这种情况下，友清同志坚定地执行我们党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明确告诉在国民党部队里做秘密工作的同志：要隐蔽，积蓄力量，又要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结果，在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最后一次战斗中，国民党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采取了中立的立场，之后孙的一个团投奔八路军，副军长刑肇棠担任了我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议长，所有这些，都是友清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
一九四二年春，友清同志担任北方局秘书长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秘书长。这时，敌后斗争越来越艰苦，五月，在敌人的大“扫荡”中，我北方局机关被包围，那时候，友清同志的身体更坏了，两条腿走路更艰难了，在突围的过程中，他发现身边的一个女同志很吃力地奔跑，便将自己的马给了她，而他自己却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友清同志被关进太原的集中营后，受尽了敌的摧残和折磨，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不停地鼓励身边的同志“要坚持斗争，要活下去，迎接胜利的到来。”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清晨，张友清同志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