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中，隋炀帝杨广是一个荒淫无道、遗臭万年的家伙，而唐太宗李世民则是开创大唐盛世的千古一帝。表面上，两人的历史评价有着霄壤之别。其实，与李世民相比较，隋炀帝的文治武功毫不逊色，甚至在有的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强烈的反差，一者是成王败寇，二来就是历史向来是胜利者书写的缘故。
隋炀帝20岁统领 51万大军，一举平定偏安江南的南朝陈国，结束了南北朝分裂割据的混乱时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统一，可谓志得意满英姿勃发。
李世民自幼通晓军政之事，追随父亲造反以来，统军南征北战，对大唐王朝的开创立有殊勋。
历史上，隋炀帝比唐太宗更胸怀大志。他作了皇帝不久，即上马了世纪工程——开凿大运河！开凿大运河虽然是不恤国力、滥用民力之举，但对中原统治的巩固，对中国经济重心由关中到中原再到南方的转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直到今天，大运河仍在发挥着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开凿大运河，其实是隋炀帝在为后人作嫁衣，隋人种树，唐人乘凉。
影响中国至今的科举制也是隋炀帝的创举，科举制虽有天然弊端，但是其重视才学而不重门第的选官方式，给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参政的机会，极大地扩大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对封建王朝兴盛发展的巨大作用力远非其它政治制度可比。李世民在科举方面的成就相对欠缺，他在位期间，所做的只是在隋王朝的科举、三省六部等政治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已。隋炀帝在位期间可劲的折腾，天下生民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唐太宗从谏如流，针锋相对地制定出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黎庶从饥寒交迫，突然过上了饥一顿、饱一顿的安定生活，岂能不感激涕零，齐声称颂君圣臣贤？
人们一说起唐王朝的开拓之功就兴奋的打了鸡血一样，却不知隋炀帝一登基就大败契丹，旋即攻灭吐谷浑，向西开拓了数千里疆域，将今天的青海省大部纳入版图，完成了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壮举。此后，隋炀帝亲自带队远赴河西走廊，一直西巡至西北张掖郡。隋炀帝威震西北边疆，直至王朝灭亡，仍有为数众多的藩国臣服于隋。
最能证明唐太宗武功的就是对突厥的决定性胜利。不过，唐太宗并没有一味地采用武力征服，而是软硬兼施、羁縻剿抚并用。此举，使他获得了边疆民族的更大尊崇，并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为建立以隋王朝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为了增加王朝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话语权，隋炀帝倾全国之力征高丽，因此而埋下了亡国的祸种。唐太宗忠实了继承了隋炀帝遗志，亲征高丽铩羽而归。虽然唐太宗拓疆不及隋炀帝，但其政治智慧显然更胜一筹。
隋炀帝之所以没能成为受世人景仰的圣君，主要原因是自视太高，听不进臣下的劝谏。与他迥然不同的是，唐太宗最为史家推崇的就是他的知人善任、纳谏如流。
满招损、谦受益——正因为唐太宗的善于纳谏，唐初才有大量谏臣涌现。历史证明，身为政治家，只有胸怀宽广，善于倾听批评意见，才利于进取，庶近治道。
其实，在隋文帝的开明统治之后，朝野间能人异士很多，但是隋炀帝对朝中贤臣心怀忌惮，象防贼一样紧盯着位尊权重大臣的野心膨胀。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大臣只是想通过进谏博取政治名声，有大臣劝谏就会找各种借口将其治罪。言路的闭塞令下情难以上达，使得其制定的国家大政往往脱离了实际，变得不切实际，身死国灭为后人讥讽也就不足为奇了。
忘战必危、好战必亡，隋炀帝不是大兴土木就是喊打喊杀，无异于作死。正是因为有了他这个反而教材的现身说法，李世民深刻反思了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注重民生，大力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
隋炀帝与唐太宗上位的手段都属于见光死，然而隋炀帝被钉在耻辱柱上，唐太宗却逃过一劫。原因无非是有了“贞观之治”盛世繁荣的巨大光环，李世民弑兄杀弟逼父的糗事被后世史家选择了集体性失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