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刚结束，我从华东野战军第八野战医院被抽调到三野后勤部政治部政训队培训，为接管上海做准备。渡江后，政训队住苏州木渎镇，学习城市政策，掌握旧政府各主要部门负责人姓名、住址、电话等内容。
1949年5月下旬，正是黄梅季节，几乎天天下雨，很少见到阳光，我们都是从北方过来的军人，穿的是山东大娘做的底子很厚实的老土布鞋，终日在雨天湿滑的道路上行走，内外湿透，非常不利索，大家都想买双雨鞋穿。但参军多年，享受的都是供给制，从未发过钱，身无分文。
车到山前必有路，想得快不如来得快。此时，宋庆龄女士慰劳所有进城解放大军，每人发一斤猪肉，时价为5角一斤;同时，为欢庆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市长决定也为每个军人发放一斤猪肉;紧接着部队第一次发放津贴(当时我们叫薪水)，每人6角钱，三笔加起来共计1.6元。战友们多来自贫困家庭，1.6元也让大家感到兴高采烈。
不过，一下子拿了“那么多钱”，怎么花？用在什么地方？大家伙七嘴八舌，最后一致认为，当前最急需的是雨鞋。主意已定，几个人相约利用休息日去买鞋。好不容易盼到了休息天，我们从霍山路出发，看见有买雨鞋的店铺就进去讨价还价一番。有些店主看到我们这些“土老帽”，要价很高。我们也推选了能言善语的战友来砍价。对我们来说，少花一分钱也是好的，就这样兜兜转转，讨价还价，一路来到宝山路的老北站，总算买到了比较称心的低帮雨鞋，每双1元3角。
后来，我分配在三野后勤部接管三处，主要任务是接管国民党军队逃跑后所丢下的后勤物资，诸如棉被、雨衣、布匹、米面油盐等等，大型军库为存取方便，都设在西藏路苏州河两岸码头附近，我们接管人员一律在库内看管，房间里潮湿闷热，蚊虫肆虐，搅得人无法入睡。领导发现后，给每人发了一块大纱布，我们就用它从头到脚将身体裹了个严严实实，可蚊虫无孔不入，照样从纱布的缝隙处钻进来，根本阻挡不了它们。我做梦都想着哪天能有一顶蚊帐来抵挡这可恶的虫子。
机会果然来了。进城后，部队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和提高，除增加伙食费，干部还发香烟，“排干”每人发6包飞马，连营干部每人发8包大前门。我是个排干，才20岁，不抽烟，所以就将烟送给排里会抽烟的同志。本来我赠烟的行为属于“友情赞助”，不指望得到什么回报。但那些同志过意不去，就把他们分到的大纱布裁剪下一些送给我，说是礼尚往来。得到这些纱布后，我高兴极了，赶紧拼拼凑凑做了顶蚊帐，总算能抵挡上海的蚊虫叮咬了，从此能够睡个安稳觉了。
想不到一双雨鞋、一顶蚊帐——这些现在人眼里再寻常不过的一般生活用品，却成了我这个北方人很快融入大上海生活必不可少的两大珍贵物品，并实实在在地帮助我愉快、健康地度过了那段既艰难困苦，又热血沸腾的难忘岁月，顺利完成了接管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