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先秦精神是华夏民族精神的远古血脉，打造的是“第一纪华夏人”的高贵，那么接下来跃过短命秦朝、沿袭秦政制的汉，即是中古“第二纪华夏人”的开端，华夏魂及汉魂成型亦在此时。
由于汉朝离先秦不远，所以这个时期的民风尚存先秦遗风，比如尚武精神尚在。但从国风而言，却与先秦渐行渐远。
就社会形态来讲，先秦是个诸侯城邦贵族社会，而跨越秦的汉朝则是个向平民靠拢的世俗社会。由亭长之家(相当于现在乡长)变为皇室贵胄的刘汉大帝，通过黄老术“无为而治”，松绑了国民;通过“举孝廉”，给了平民政治出路。从“天子”到“臣子”，汉始君和汉大臣大多出身平民。这样的社会，消灭了世袭贵族、失去了自由城邦，有得有失。
就精神构造而言，因为秦汉开辟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所以较之“分治”先秦发生了明显变化。“大一统”皇帝为了长治久安，必然要统一臣民“思想”，灌输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
起初，刘汉王朝搞的是“孝治天下”，以《孝经》为“天之经，地之义”。我们知道，刘邦在还不是皇帝时，并不算是孝子。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他父亲刘老太公被俘，项羽扬言要煮了刘邦父亲，刘邦的回答是：请给我留一口肉汤。但是，做了开国皇帝后，他突然变成一个大孝子，尊其父刘太公为“太上皇”，高举“孝”字大旗。他的子孙也无限热衷于孝道。
为什么刘邦及其子孙对“孝”情有独钟？
对此，刘邦的四子刘恒(汉文帝)直言不讳：“孝悌者，天地之大顺也。”
奥妙就在这里，“孝治天下”强调的是一个“顺”字，而对父母顺是“表”，对皇帝顺才是“里”。说白了，皇帝手中的《孝经》是培养“顺民”的统治经。于是，“孝风尽吹”下的汉民族，开始往“顺民”方向演进。
更严峻的演变还在后面，“顺”之外，是“忠”。华夏民族精神史的第一个分水岭就在大汉第七代领导人统治时期出现。汉武帝刘彻既是个有为之君，也是个专权之君。他当政时，汉民族迎来第一个“刚性时代”，汉军着实和匈奴人打了多次硬仗，鏖战几十年，占据一定上风，甚至断了匈奴的左膀右臂——张骞通西域断匈奴左臂、设度辽将军断匈奴右臂。从而使汉民族未被匈奴人征服，也使“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
然而，汉武帝刘彻就像一条界河，具有泾渭分明的两面性。他一面书写汉民族外战骄傲，一面制造民族囚笼。在他正式执掌中国大权之后，儒家门徒董仲舒进献“独尊儒术”“天子论”两策，立刻被他视如珍宝。于是，武士家庭出身的孔子所创的儒家学说，在这个时期被大汉正式确立为国教而独尊起来，与此同时，百家遭罢黜，百家争鸣的自由思想空间不复存在。
通过指定意识形态，汉武帝把华夏人关进笼子里。我们知道，儒家的核心教义乃四个字：三纲五常。三纲确立的是封建王朝统治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确立的是“第二纪华夏人”的民族品格：仁义礼智信。
由是，汉武帝不仅统一了汉民族思想，而且统一了汉民族品性。除了儒家“五常”之外，还有“五品”：温良恭俭让。其精神底色与“孝经”异曲同工，均为打造“忠臣”“顺民”。
汉武帝刻意打造的国家民族气质可总结为四个字：“尊王攘夷”。此乃华夏魂汉魂第二纪之主要特征。
除了“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子论”对汉武帝以及第二纪华夏亦影响深远。“天子论”首先强化了“天朝”之“先天优越感”——“华夏中心论”。中国的皇帝作为天的儿子受命于天，除了领有中土直接统治之外，天下的其他地方也全归他统驭和教化，是为天下共主。
然而，接下来“天子论”中还有“怀柔远人”之经。此经催生的则是“自成一统”世界观，为中国确立的是“内向”而非“外向”的志向——华夏是天朝大国，蛮夷是不化小国，大国要对小国施之以礼，不欺压和威胁小国的生存。因而汉皇要推行“尚德抑武”，以道德感化外邦，来表达自己仁慈的胸怀。
这种“大国气质”简而言之，就是“内敛”二字。对外邦“尚德抑武”“抚而不治”，其实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而未受儒教洗礼的华夏，不是这个样子。虽是国中之国，但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五霸”还是“七雄”，都是以“干涉他国内政”为常事。譬如五霸之首齐桓公，众小诸侯都依附于他，他是这些小诸侯的保护神。用今天的话说，齐桓公充当了“世界警察”。
因为儒家“内敛”之经自律了天朝的手脚，“第二纪华夏人”的张力加上了限制级，所以，之后的中国汉族中原王朝，鲜有征服他国的气魄与记录。
好在，此时兵家还受推崇，汉民族血性尚存。中国虽间或外患困扰，但大都能从容应付，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占据上风。初生华夏汉魂承“铁血”余勇，携儒家五常五品，推动“第二纪华夏人”，向着“尊王攘夷”的“正统大道”阔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