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594年～659年)，字辅机，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唐初大臣。长孙无忌的先祖，出自北魏皇族拓跋氏，因有殊功，改姓长孙氏。
长孙氏是北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属于军事贵族，但长孙无忌本人，在军事方面虽有一定谋略，但并不善于统兵打仗，这种情况与他早年经历有关。
长孙无忌的父亲去世较早，他与妹妹一同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高士廉本人“少有器局，颇涉文史”，很有才华和名望，在这样一个文化素养高的家庭中，长孙氏兄妹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
长孙无忌“好学，该博文史”，妹妹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高士廉识人很有慧眼，早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之前，就发现李世民是个非常之人，把长孙无忌的妹妹聘与李世民，后来李世民做皇帝，册封长孙氏为皇后。长孙无忌的年龄与李世民相仿，二人从小交往友善，妹妹嫁给李世民后，两人关系更加亲密。
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叛隋，到建立唐朝，再到统一天下，长孙无忌一直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但却没有什么显赫之功。他在政治舞台上显露头角，是在玄武门事变中。
唐朝建立后，李渊集团发生分裂，最突出的矛盾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李世民的才能、威望和接踵而至的显赫军功，不仅使其本人产生了觊觎皇位的野心，也引起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忌妒和不安。
于是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用重金收买李世民部将尉迟敬德，遭拒绝后，又对李世民行刺，仍未得逞。于是，李建成与李元吉联手向李渊谗毁李世民的谋士，将之逐出秦王府。这样李世民最为心腹之人只有长孙无忌仍在府中，他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转危为安。
正在此时，突厥南下侵犯，按惯例应由李世民督军抵御，但此次在李建成的推荐下，由李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征，并调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等同行。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想借机抽空秦王府的精兵猛将，并计划在为李元吉饯行时杀掉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后立即与长孙无忌等商量，又派长孙无忌秘密召回房玄龄、杜如晦，共同谋划了玄武门兵变。六月四日，李世民亲率长孙无忌等十人，在玄武门成功地伏杀了李建成、李元吉。
改革制度 修订法律
在李世民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兵变中，长孙无忌称得上是首功之人。在酝酿政变时，他态度坚决，竭诚劝谏;在准备政变时，他日夜奔波，内外联络;在政变之时，他不惧危难，亲至玄武门内，所以唐太宗至死不忘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功，临死前仍对大臣们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之力。”李世民成了皇太子后，把朝廷要职授予长孙无忌。然而，长孙无忌的官运，沉沉浮浮。
打天下时，李世民立功，长孙无忌跟着水涨船高，从小文书，到礼部郎中、上党县公。得天下后，长孙无忌是“玄武门之变”的第一功臣，吏部尚书和右仆射的要职，自然而然交给了他。
长孙无忌在一年间，就大刀阔斧办完了三件事：精简机构，确定朝廷定员643人;削弱宗室，把李家远亲从“郡王”队伍中降级;调整外交，国力没有恢复之前要对突厥服软。一年下来，得罪人无数。他外戚的身份立刻敏感起来。
这时李世民写了篇《威凤赋》，赠给长孙无忌，自陈当时已有求死之心，在长孙无忌的勉励下才重新振作，表达出对这段患难真情的珍惜与感激，堵住众人悠悠之口。
唐太宗时期贞观之治的成功，重点在于律法严谨，礼仪修明，制度完备，这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长孙无忌。他于贞观元年主持修订法律，历经十年的努力，修成《贞观律》。
新律法宽平简约，律条严密，后来以之为本修订《永徽律》，并作《疏议》逐条解释。《永徽律》与《疏议》合为一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唐律》。“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唐律》为世界五大法系中“中华法系”的代表作，被公认是中国古代法律之最完善者。
它承前启后，集秦汉以来法律理论之大成，也是后世各朝法典之蓝本，其影响遍及日本、朝鲜、越南等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律》成功将儒家义理引入律法条文中，达到了礼法合一的程度。从此，儒家思想全面深入到法律领域中，进一步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单是作为《唐律》的制定者，长孙无忌就足以名垂后世。他还主持修订了《大唐仪礼》，以律令来规范礼法条例，便于推广，颇受时人好评。这正是长孙无忌的一贯作风，既注重原则，又注重实效。
辅佐高宗 开创永徽之治
唐太宗晚年，因对嫡次子李泰的过度偏爱造成嫡长子即太子李承乾的谋反，并最终导致承乾被废而悲伤不已，沉浸在过度悲伤中的唐太宗因此没有看出李泰的野心以及李泰对嫡三子李治的威胁。最后在大臣诸遂良的提醒下才看清李泰的野心，本来“阴许立泰”的唐太宗，再三思量之下决定立李治为太子，封长孙无忌为托孤大臣受命辅政。
长孙无忌以回天之力促成李治继立，是为唐高宗。李治即位后，立即拜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长孙元忌辞去了知尚书省事，但仍任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
唐高宗即位初年，实际执政的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忠实执行唐太宗的遗训，继续推行贞观政治：贯彻均田令，社会经济进一步繁荣发展;贯彻以诗赋取士，增加进士科人选，扩大统治基础;亲自组织编写《唐律疏义》，并将之颁行全国，进一步完善了贞观法制;又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有力地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特别是恢复执行唐太宗晚年曾一度中断了的休养生息政策，终结了长期对高丽的战争，顺民情，得民心。
高宗统治初年，即永徽年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各方面都比贞观时期有所发展，被封建史家誉为“永徽之治”，常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这一成果的取得，有赖于股肱大臣们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受顾命之托的长孙无忌的忠心辅佐。
李治在位三四年，仅仅二十出头，长孙无忌已经将近六十，随时可能撒手归天，因此长孙无忌担心自己死后李治压不住，所以借着高阳谋反案将几个年长的皇子除去，给李治铺平帝王之路。他借故除掉了他认为威胁李治皇位的吴王李恪，清洗了一批与自己不和的大臣，这引起李治疑忌。
后来李治欲废王皇后，改立武氏为后，长孙无忌坚决反对，这让甥舅二人彻底反目。长孙无忌素来不结交军方的弊端至此暴露出来，他赫然发现，原来除了君王的恩宠，他没有任何有效手段保护自己。他放弃了和皇帝的抗争，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著述中去，先后完成了《大唐议礼》《五代史志》等作品。这一部部凝聚着他心血的著作，成为他生命最后的辉煌。
尽管长孙无忌步步退让，皇帝仍穷追猛打。这位大唐的开国功臣，辅弼两代君王的佐命元勋，最终含冤入狱，死在他全心珍爱守护的外甥手里。安定天下的功绩，血浓于水的亲情，亦师亦友的教诲，终究敌不过君臣名分，弹指间尘归尘，土归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