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中国特此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邀请了包括国民党前主席连战在内的台湾同胞一起在天安门观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连战时表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对岸却一直强调抗日战场由国民党一方主导，只字不提共产党的贡献。近日，《北京日报》“史海钩沉”栏目刊出一篇署名陈睿的文章——《国民党为什么打不好敌后游击战》，为我们理解那段艰难岁月提供了一份参照。
经过数次会战后，国民党正面战场伤亡惨重。受共产党敌后战场游击战的启发，蒋介石曾明确表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为此，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诞生，中共派出叶剑英等同志担任教官。然而，同样是打游击战，双方的效果天差地别。日军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对国民党游击队的评价为“缺乏大员统率”、“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等，对中共游击队的评价则为“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
以下为文章原文：
1938年底，经历了淞沪、武汉等投入兵力近百万的大会战后，国民政府损失了大量的人员与装备，陆军兵员不及原编制的一半，海军和空军则几乎伤亡殆尽。此时，受共产党部队敌后游击战的启发和鼓励，蒋介石考虑执行新的抗战策略——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明确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高级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说：“吾人欲驱逐敌人，消灭敌人则必须利用游击战，扰乱敌人之后方，而牵制其行动，破坏敌人运输交通，而减少其力量，以协助正规军之作战。”
1938年11月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 并要求：全国部队三分之一兵力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打游击；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此外，还在敌后专门设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游击战区。1939年1月7日，蒋介石指示国军各战区军事长官：“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且按战区具体状况逐一指示方针，如：“第九战区应以有力一部向武汉及沿江各要点游击，并保持九宫山游击根据地，不断袭敌后方”，等等。
为了尽快办成此事，国民党政府向应邀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陈词，并向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求派干部到训练班担任教官。中共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是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措施，决定派人去。毛泽东说：“去吧，去讲我们的一篇道理。”于是，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即赴南岳。代表团由叶剑英担任团长(后为李涛)，教官有李涛、边章五、吴奚如、薛子正等。李涛在干部训练班任政治教官，教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如何做群众工作等课程。
1939年1月24日，国民政府成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亲自担任主任，白崇禧、陈诚担任副主任。学员来自各战区部队营长以上军官和高级司令部的中级参谋人员，结业后回原部队办班训练连、排长等基层军事骨干，编组游击队，到敌人的侧面和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由于共产党是公认的游击战专家，所以训练班专门邀请共产党员来讲解游击战术。当时，叶剑英担任了训练班的副教育长，带领共产党干部30多人参加筹建和教学工作，编写教材、备课、试讲。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国民党部队建立了一些敌后抗日根据地，但战绩却十分糟糕
在蒋介石对“游击战”的重视之下，最高峰时，敌后战场的国民党部队达到了近60个师，再加上大量地方武装，兵力接近100万。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的主要抗日根据地包括：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恒山根据地，鲁东南与沂蒙山、日照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海南根据地等。
然而，国民党部队的这些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绩却十分糟糕，在日军的进攻下连连败退、损兵折将。比如，中条山战役。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日军进攻中条山根据地，只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只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实现了对近20万国民党军队的双重合围。前后不过30天的时间，中条山根据地陷落。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3.5万人，遗弃尸体约4.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的1/12。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到1943年左右，国民党在华北的敌后根据地基本上都丢掉了。
1944年6月22日，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谈话时说：“总计开到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原来不下一百万(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时期的统计，华北约有八十万，华中约有二十万)，由于政策错误和受不了艰苦磨练，绝大部分被敌人消灭或投降了敌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坚持在敌后的总共不过2万至3万人。更令人无语的是，在国民党敌后抗战队伍中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其中，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公秉藩、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等都是上将与中将级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数十万国军先后投降当了伪军。
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相反，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却从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迅速扩展到十多个省；武装力量也从最初的数万人，发展到近百万。同样是开展敌后游击战，同样是经营敌后抗日根据地，何以如此大相径庭？
对于打好游击战，共产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有过论述。朱德在抗战初期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中指出：“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政治战争的要点，第一，在整顿内部，除去内部队员中不正确的观念和坏的习惯行为，求得游击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无论如何不会瓦解，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政治战争的第二个要点，是以群众为堡垒，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政治战争的第三个要点，是瓦解敌军。”白崇禧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作法，殊不知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厉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
然而，国、共两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的实际表现却大不相同，这一点从日军的评价中可见端倪。日军有一份评估报告称，国民党游击队有五大弱点：“(一)各游击队常互争地盘，自相火拼；(二)缺乏大员统率，彼此不能密切联系，易于各个击破；(三)缺乏优良武器，不能作阵地战；(四)正规游击队虽破坏力强，但对人民滥施权威，致不得民众之信仰；(五)非正规之游击队分子复杂，大多为土匪散兵结构而成，战斗力既不强且领导者俱是匪首流氓，甚少有国家观念，易以利相诱。”而对共产党的评价却是：“中共是有铁的纪律的党组织，以党为核心团结军、政、民进行所谓四位一体的活动……它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将抗日战变为政治战，在建设解放区的同时，鼓动民众广泛开展‘游击队’活动……至1941年，方面军(才)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