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公元701年-公元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天宝初，入长安，贺知章见了，称为谪仙人，荐于唐玄宗，待诏翰林。
他所作诗歌，总体风格豪放俊迈，清新飘逸，大气磅礴，气势十足。既反映了唐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极具浪漫主义情怀。
他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李白为何终生不参加科举考试？
说法一：
李白生平里，有件事非常可疑。李白终生不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李白自己说我是天才，天才哪有参加考试的？果真如此么？ 唐代的一个读书人不去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唐代人要出人头地，通常有两条途径：你本来就是王公贵族的后人，可以享受政府特殊照顾。万一你不是这个出身，又想上进，正规的渠道就是考进士。
唐代的进士文化，对诗人的人格影响太大。哪些人诗写得雍容华贵，哪些人诗写得苦大仇深，都跟考进士有关。像王维那样一考就中的，诗肯定雍容华贵。诗写得苦大仇深，要么是没考上，要么起码八年抗战才考上的。杜甫的诗为什么苦大仇深？考了两次都没考上。孟郊更惨，考得心态都扭曲了。
为了考进士倾家荡产，把家具都典当了，“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多伤心啊！孟郊46岁终于考上进士了，心花怒放地写了一首《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堪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尽长安花。”以前我是个无名的人，你们看不起我都是应该的。可现在我是新科进士，我要把长安所有的青楼逛遍，把所有的妓院头牌都叫过来陪我喝酒。
唐代考上进士之后，有两样最荣耀的事情：一个是慈恩塔上题名。白居易就写过“慈恩塔上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还有一个就是游街。放榜之后，所有的青楼都张灯结彩，夜夜笙歌，都是新科状元来游。大把的钱往里头扔，我估计背后也有很多厂家赞助。当时的大族选女婿，都瞄着新科进士。因为你在唐代考取进士，如果又能做翰林的话，你就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做宰相。
当时的背景就是这样，读书人必须走科举这条路。李白凭什么不走？当然他有自己的借口：我是天才，我懒得考进士。但这是托辞。实际上李白有难言之隐，跟他的身世有关。他没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在唐代，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科举考试的。 白居易年轻时候写过一组文章，叫《百道判》。唐代科举考试，到中唐的时候有一个习惯，考进士要考你判案的能力。白居易特聪明，他自己做模拟题，就编了100个案例，然后事先把答案做好。其中有一道“判”，讨论的是：商人的儿子能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白居易说可以，他希望政策能够开明一点。白居易专门做这样一道模拟题，说明唐朝的惯例，商人的儿子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
唐代考进士，先要通过资格审查。“政审”的时候，要注明：一、“郡县乡里名籍”，你是哪个地方人？二、“父祖官名”，你的父亲，还有你的祖父，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此外还规定，如果家里是做商业买卖的，或者关系比较近的亲属是做生意的，你就别来考进士。当然，罪犯的后人，更没有资格。李白的身世，恰好两条都占了。一是罪人之后，二是商人之子。你想考进士，连门儿都没有。人都是这样的，你已经把我资格都剥夺了，我还奴颜卑膝地求你？天才李白绝不会这么干。李白就说，你不让我考，我还看不起你进士考试呢！我不考科举，我就靠自我炒作，炒出大名来，让你皇帝老儿亲自把我请过去。这是李白的情结。
说法二：
作为中国文学史中一个标志性人物，李白的能力毋庸置疑，那么，这么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杰出人物，为何终生不走科举道路，反而奔走豪门，通过“走后门”的途径进入仕途？
王元明说：有了“北门厄事件”这把“总钥匙”，这个扑朔迷离的千古疑案，一下子豁然开朗……科举“大道如青天”，李白缘何“我独不得出”？唐代沿袭隋代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士族通过世代沿袭的方法垄断政权的落后传统，来自中小地主商人家庭和出身普通农家的底层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终于有了出路，“朝为田舍郎，暮为状元公”，应该说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通过科举取得入仕资格，成了唐代文人最普遍的选择，无论是杜甫、白居易，还是韩愈、柳宗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利用科举得到了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像李贺那样，因为父亲名讳(李贺父亲名叫李晋肃，“晋肃”和“进士”声音相近，为避讳不能参加科举)而放弃科举的，可以说少而又少。在整个文人阶层积极参与科举的热潮下，李白却偏偏特立独行，放弃科举，终日游走于达官贵族之门，希望通过“走后门”的方式进入仕途。这是为何？对于这一奇怪现象，绝大多数学者的解释是，李白心高气傲，“不屑于”走科举道路。
王元明认为这一说法很不妥当，放弃科举而去“走后门”，未必是因为心高气傲，在奔走豪门的过程中，李白往往是以牺牲尊严和人格为代价的。在《上安州裴长史书》最后，李白这样写道：“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王元明说：请大家仔细回味，“愿君侯惠以大遇”以后八句，李白说的何其慷慨，何其激昂;然而“若赫然作威”以下，李白说的何其无奈，何其悲愤！尤其是“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两句，多么凄凉，哪里有半点“心高气傲”？排除了“心高气傲”的因素，唐代科举道路既然“大道如青天”，李白为何“我独不得出”？
身世不清，李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还是让我们回到“北门厄事件”这个切入点上。王元明说：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科举考试的程序早已正规化、严格化了。朝廷明文规定：到京城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必须经过地方官的严密审查并予以推荐，被推荐人不一定都是贵族子弟，但起码是品学兼优、家世清白的良家子弟。
通过对“北门厄事件”事件的分析，读者已经知道李白出身贫寒之家，本是斗鸡徒，曾经在斗鸡徒群殴中“手刃数人”，他又逃亡蛾眉山避难，隐姓埋名。像这样有过“劣迹”、家世不清的人，哪个地方官敢于推荐他参加科举考试？另外，“北门厄事件”后，李白隐其真名真姓，自称“凉武昭王(李) 暠九世孙”，和唐代皇家同宗。李白这种说法，自己随便说说，别人姑妄听之可以，一旦对方较真，李白可就没招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玄宗发布诏书，续牒认亲。诏书中说：“天宝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诏：殿中侍御史李彦允等奏称，与联同承凉武昭王后，请甄叙者。源流实同，谱牒犹着。自今已后，凉武昭王孙宝已下，绛郡、姑臧、敦煌、武阳等四公子孙，并宜隶入宗正寺，编入属籍。”(见《唐会要》卷七十五)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正是在天宝元年秋受诏入京的，“玄宗召见于金銮殿，异礼有加，命为待诏翰林”，处于仕途中最得意的时候。如果李白真是“凉武昭王(李) 暠九世孙”，那么按照辈分，他就是唐玄宗的族爷，皇帝还能不更加尊敬他、提拔他？可后来李白并没有和皇帝续家谱，也没有入宗正寺。这是因为李白本来并不姓李，无法较真。既然李白不敢续谱认亲，他说的“本家陇西人”，自然也属假冒，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王元明“李白生于洛阳说”的正确性。显而易见，李白并不是不想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无法通过地方官“政审”这一关。在这种情况下，李白不得不放弃科举考试，转而寻求达官贵人推荐。
连救命恩人陆调也不敢推荐李白入仕
即使想通过达官贵人推荐的办法进入仕途，李白不清不楚的身世，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为了寻求进入仕途的推荐人，李白曾经写了《上安州李长史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赠张相镐二首》等大量寻求帮助的信函、诗歌，但大都泥牛入海，没有下文。
值得注意的是，张镐曾经“喜识拔后进，尝荐崔宗之、严武于朝，当时士咸归重之”(《新唐书·张相镐传》)，以识人、荐人着称，但对于“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李白，他却不肯推荐，应该和李白身世不清有关。最具代表性的是陆调。在“北门厄事件”中，陆调是李白的救命恩人。唐玄宗天宝八年(公元742年)，李白写作《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时，陆调官任江阳县令，就在张镐手下做官，但他既没有留李白在县衙做官，也没有向张镐或朝廷推荐李白。
原因很简单，陆调最了解李白的复杂身世，年轻时他可以凭义气救李白于危难，但随着年龄渐长和饱经世故，他对李白的态度可能会表面热情、内心冷淡了。后来，陆调官至袁州别驾，成为和张镐关系密切的“故吏”，肯定拥有推荐官员的权力，但他一直没有推荐李白。王元明说，李白在诗中，曾多次写出人情世态：“斗酒强然诺，寸心终自疑”(《古风五十九首》)，“前门长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虽然这并不一定是针对陆调，但显然李白对陆调的态度也冷淡下来。可以肯定的是，自写作《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之后，李白再也没有和陆调有过交往，也没有再写一篇和陆调有关的诗文。
最初推荐李白的，居然是一位道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推荐李白的，不是什么达官贵人，却是和官场有一定联系的道士吴筠。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在吴筠的极力推荐下，朝廷下诏把李白征到首都长安，此时李白已经42岁。
王元明分析说：吴筠敢于第一个推荐李白，当然和李白才干超群有关。但更现实的因素，是因为吴筠作为出家人，即使推荐错了，他也不用担负什么责任，“无官一身轻”的他即使是李白家世不清的前提下，他敢推荐李白。在长安期间，李白广泛奔走于社会名流、豪门贵族中间，或主动求见，或诗词唱和。李白的诗歌天才，不但得到了时任太子宾客、唐代着名文学家贺知章的赞扬和推荐，再加上玉真公主的推荐，唐玄宗这才让李白供奉翰林，除了让他写一些宫廷诗歌，偶尔也让他起草一些诏告文件。
李白这种“剑走偏锋”的入仕道路并不平坦。一方面，翰林学士这种闲职让李白感到苦闷彷徨，“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另一方面，李白“揄扬九重万乘主”的狂放性格，得罪了当朝权贵，在唐玄宗宠信太监高力士等人的诽谤、诬蔑下，李白被“赐金放还”，从此离开了官场。
王元明说，从《叙旧赠江阳宰陆调》可以看出，即使李白当了“翰林学士”这样的高官，他也没有洗刷“北门厄事件”之耻，可见其对手或其后台的职务，应该比翰林学士要高。
由此可见，“北门厄事件”让李白隐姓埋名、远走他乡，而且极大影响了他的仕途，成了他一生的“难言之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