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当皇帝的希望成为一代明君,做臣子的希望自己成为一代贤臣,中国历史上明君贤臣的典范不多,唐太宗和魏征算得上最为著名的一对。
在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魏征比喻为自己的“镜子”,恩宠有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唐太宗对魏征的最高评价,被后人津津乐道。魏征去世之后,唐太宗把亲自给魏征写的碑石推到,把碑文磨灭,还下令解除魏征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前后差别如此之大,是为何呢?
有人分析有如下两个原因:
一、魏征生前曾极力向唐太宗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夸赞说这二人均有宰相之才,唐太宗听从了魏征,提拔两人。后来这两人牵扯到太子李承乾谋反,杜正伦被流放,侯君集下狱被杀。魏征是难辞荐人的责任,导致唐太宗心理很不痛快。
二、有人给唐太宗举报,说魏征写的奏章都留有副本,私自交给史官记录,有一心留名青史的心思,让唐太宗心生不满,认为魏征故意博得清正的名声。因此,唐太宗后悔了,此时魏征已死,只能剥夺他的荣耀,不再让他的儿子享受高的待遇。
以上两点原因有一定道理,但究其原因,还是魏征生前多次的“直言进谏”,使唐太宗积累了很多的“怨愤”,推到墓碑只不过是唐太宗在魏征死后长期心理压抑的一种发泄而已,借用两个导火索很正常。
魏征比唐太宗大了20岁,虽然唐太宗为了彰显自己一代明君,实现大唐的繁荣昌盛,给予了魏征足够大的进谏权,但是皇帝毕竟也是人,也是有感情的人。不管是在国家大事上,还是私生活中,魏征都像一位父亲一样,在唐太宗耳边唠唠叨叨的不断教诲,根本没有顾忌到皇帝的颜面。
加上年龄的代沟,很多时候魏征管的过于宽了,没有站在皇帝的角度去思考,一旦唐太宗有任何想法,稍不如魏征的意,都会干涉阻挠一番。根据史料记载,魏征在唐太宗身边的17年间,有史料可查的谏言至少有二百多次,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还有对皇帝私生活也要说上几句,让唐太宗经常下不来台,甚至当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征:“我早晚有一天,要杀了这个乡巴佬!”
这样的一种君臣关系,让唐太宗心理产生了“阴影”,自己的想法有时候还得看大臣的脸色,积累久了,自然会爆发。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导火索。后来唐太宗果然受挫折,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一意孤行,不听劝阻(实际上当时也没人能劝阻),攻打高丽失败,回来的路上灰溜溜的说:“要是魏征在,不会让我有此次行动啊。”长叹一口气,下令重新给魏征立碑,赏赐魏征的夫人家眷。
人啊,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皇帝也不会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