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之初，为了赢得民心，便在国都咸阳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声言，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便赏他十金。事小而赏重，大家都感到奇异，谁也没有干。商鞅又宣布：“能搬到北门去的，赏五十金。”重赏出勇夫，有一中年汉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杆搬了过去，就得到了五十金。商鞅以此表明他说话是算数的，接着便颁布了变法的命令。
新法施行一年多，很多人包括太子都不守法，一再犯法。商鞅说：“变法的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由于上层有人故意反抗。”便想拿太子开刀，刑之以法。但太子要继承王位，是不能施行的，因此就开罪于他的两个老师，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当时商鞅甚得秦孝公的宠幸，权势极盛，太子无话可说。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大大充实了秦国的势力，武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由一个小国变成大国。
然而，商鞅正处在仕途得意之时，秦孝公死了，太子继位，是为秦惠文王。他一上台，他的老师便出面告发，说商鞅想要谋反，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商鞅逃出京城咸阳，当他来到潼关附近想要投宿，旅店的主人因为不认识他所以拒绝收留他，说道：“根据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是违法的！”
商鞅自作自受，他走投无路，被收捕，车裂于咸阳街头，家人也被灭族。商鞅虽然长于谋国，但拙于做人，他没有想到，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受宠，未来的天下毕竟还是太子的，不能得罪太子。
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商鞅作为一个改革家，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的变法政策，受秦国国君信任，秦国因之而强大。但在如何做人上，他却是个失败者，不懂得给自己留有余地。吴起是战国时的一位军事家、改革家，受国君的宠信，任命他为相国，主持楚国的变法。他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损有余而济不足”，把矛头指向有权势的贵族，剥夺他们的田产，废除他们的特权，把他们发配到边远地区。
因此，贵族势力痛恨吴起，只是由于楚悼王的支持，这些人一时还奈何他不得。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了，吴起的后台没有了，旧贵族们立即对吴起群起而攻之。吴起无处可逃，情急无奈，扑倒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他估计那些旧贵族们一定会住手，如果伤害了国君的尸体，那可是灭族的大罪。可那些疯狂的贵族并不顾虑这些，乱箭齐发，国君的尸体并没有帮吴起的忙。吴起的变法损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只要这个集团还存在，他的悲剧命运便是不可避免的。
从处理官场的人际关系来说，吴起的遭遇给后人很大的启示。吴起以为，有了楚悼王这样的最高掌权者的支持，他便可以有恃无恐，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而对其他政治势力的态度可以不闻不问。殊不知，在政治舞台上，在官场上，所有的靠山都不是永久的，连楚悼王这样地位的人，如果你将所有筹码都押在他身上，有朝一日，他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了，你如何是好？
就像一个老于棋道的棋手一样，当你走出第一步棋之后要考虑后面的几步怎么走，走一看二眼观三，这样你才能在任何情况下，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