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戊戌六君子，一般把他们称为“康党”，因触及以慈禧为首的满洲贵族利益而被害。实际上，在六君子之中，至少有一位绝不是“康党”，而是一位封疆大吏安插在北京的密探。
他，就是——杨锐。顶头上司，就是——张之洞。
当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就曾明确指出，杨锐与张之洞之间存在亲密关系。他说：“张有子在京师，而京师事不托之子，而托之君(杨锐)，张于京师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托之于君，书电络绎，盖为张第一亲厚之弟子，而举其经济特科，而君之旅费，亦张所供养也”。
晚清重臣李鸿藻的孙子李宗侗也说，杨锐“后至北京遂担任文襄(张之洞)的‘坐京’。坐京者，等于民国初年之各省驻京办事处，不过后者为公开挂牌之办事处，而前者为秘密的，各省督抚皆有之”。
换句话说，杨锐是张之洞派到北京，专门搜集各种政治情报的密探！
近些年，关于这一问题，出现了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张之洞与杨锐互相发的电报原稿。
张之洞发现杨锐，是在他担任四川布政使时，此后对杨锐一直非常关心。后来，杨锐考中内阁中书，出榜之前张之洞专门请熟人打探消息。电报这样写：“翰林黄仲韬：立候回电。春榜有名士熟人？速电示。四川杨锐中否？洞。”
后来，杨锐常驻北京，他能够获得总理衙门章京一职，是经张百熙保举而成，其实是张之洞暗中操作而成。杨锐在京的生活费，也基本由张之洞解决。“京。乔：帅赐三百金，由百川电汇，系作春季用。锐。”每月大概100两，这在当时也不是个小数目。
从来往电报中可以看出，张之洞交代杨锐的任务很杂，但最主要还是搜集北京的政治情报，如《马关条约》的内容及签订后朝廷的动向，以及随后出现的三国干涉还辽的传闻等。有一次，杨锐擅自做主，私下操作，请徐桐上奏光绪，“调张之洞来京面询事宜”。香帅接到电旨后，一头雾水，马上给杨锐发电：“急。京。乔：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速示。仆衰病不堪，所言必不能行，且亦不能尽言，此行于时局毫无益处。瞻觐后即乞罢矣。钝。歌。”经杨锐解释后，香帅方明白事情原委。
戊戌政变发生后，张之洞第二天凌晨就得到消息了，对于康有为等人的落难，心中有几分窃喜，但听说杨锐被抓以后，马上给儿子张权等人发电文，要求查明事情原委，探听慈禧的下一步举动，并设法营救。他通过幕僚辗转联系上荣禄，希望荣禄出面保杨锐，但当时荣禄已经去了北京，是袁世凯回电，表示“遵办”，并将此意转达给荣禄。几个小时后，张之洞发电文给瞿廷韶，命他去找王文韶等设法搭救杨锐，同时也请盛宣怀做王文韶的工作。后来，主审官奕劻曾有意搭救杨锐，正是张之洞四处活动的结果。
很快，张之洞收到北京传来的消息，说杨锐安然无恙，并说杨锐曾在光绪面前弹劾康有为，那么，只要开堂一审，自然知道他并非康党，就可以获得释放。其实，杨锐被抓以后，一点都没害怕，在大牢里优哉游哉，与康广仁吓得尿了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之所以这么淡定，就是知道自己绝非康党，而且与康有为之间矛盾很深，料定一过堂就会真相大白。
但是，万万没料到，慈禧担心有外人干涉，直接下令处死六君子，根本没有走正常的审讯程序。杨锐，就这样成了“冤死鬼”，当真比窦娥还冤！张之洞收到消息后，极为震惊，也极为悲痛，但无计可施。
几年后，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乃捐资起楼，为杨锐纪念，更取杨锐所颂‘忧来豁蒙蔽’句，曰‘豁蒙楼’”。
祥说：“戊戌六君子”中，能称得上“君子”者，恐唯谭嗣同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