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明明说的是“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辉发等名，我们为什么始终强调是将“族称”由诸申改为满洲呢？汉文的记述源于由满文书写的档册，我们不妨先从满语gurun一词的意义说起，而就此问题友人hasuran曾有过精辟的阐述，现将其整理转述于下：
gurun虽然一直被译为“国”，但其与现代汉语中“国”的概念并不相同，它的本意为“一群人”。《满文原档》里曾记录了努尔哈赤指责弟弟舒尔哈齐时的一段话：“deosini banjire doro gurun gucu be musei amai salibuha gurun gucu waka kai. ahvnmini buhe gurun gucu kai.(弟弟，你仰仗生活之道的国人、僚友并非是从咱们父亲那里继承的啊，是哥哥我给你的国人、僚友啊！)”
这里的gurun与gucu(朋友、僚友)并列，显然不是政权国家的意思，而应理解为“所统辖的部众”，并且在当下的满语(锡伯语)语境中，gurun仍然保留着“一群人”的意思。如《锡英会话》一书中的一段对话中即有“sinibooi gurun ni baita akvnio？(你全家人都好么？)”的说法，可见满语gurun的含义在满语语境下确实是更偏重于“人”的。因此，满文本上谕中提到的“musei gurun i gebu”，是可以被翻译为“咱们这群人的名字”的。
上述观点在历史上也能找到一些印证，比如努尔哈赤父子在对“诸申语言之诸国”的征讨过程中始终是以招徕人口为主要方针的，并没有表现出对疆域的占有或在其地设置常设行政机构。这可能与处在游猎生产为主、农耕生产为辅的经济模式下人们对政权的认识有关，也可能是在特定的生存条件下，人们对人口所代表的生产力和战斗力更为重视的一种表现。
至于后世将gurun译为“国”，应该是出于满、汉两种语言交流的需要。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gurun的含义也会发生变化，后世人以变化后的词义去译注前代的记录，遣词择字难免会有些出入，而且也不能排除史官以“国”字来彰显前世“尊贵”的用意。
其次，这份上谕中所提及的是“诸申”这一特定族群旧有的族名，而非1616年由努尔哈赤正式选定的国号“大金”，如果将“满洲”作国号讲，即意味着是用政权的国号去替换部族的名称，显然不甚合情理。此外，如果“满洲”真的是1635年十月才选定的国号，为什么在几个月后(1636年四月)皇太极正式称帝时是将国号由“金”(aisingurun)改为“大清”(daicing gurun)，而非由“满洲”改为“大清”呢？以是观之，可见清乾隆年间官修《满洲源流考》中“满洲本部族名”的说法实非妄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