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死于迫害的有之，死于自杀的有之，死于政治斗争的有之，死于意外事故的有之，英年早逝的有之，寿终正寝的有之，但死于“梅毒”这种风流病的，明朝末年的大才子屠隆却是第一个。可以说，屠隆风流出格，放纵自我，肉欲横流，与桃花柳杏厮混，性生活过于糜烂，以致染上“梅毒”，最后不治，首开中国文人性病死亡记录。
明朝是个出才子的年代，大凡才子难免都要风流些。如李卓吾经常出入于孀妇卧室，大白天公然挟妓同浴；袁宏道认为人生有五大快活，除吃、喝、玩、乐外，还有携妓冶游；钱牧斋与柳如是，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这种文人与妓女之间的情爱，在当时皆被传为佳话；就连抗清英雄陈子龙在家境不太富裕的情况下，也先后将三个风尘女子纳为爱妾。同他们相比，屠隆无论是在创作天赋上、文坛名气上还是在家境优越度上，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他的风流程度相当出格。
屠隆，（1543—1605），字长卿，浙江鄞县人，万历五年进士，官至礼部主事、郎中。在中国文学史上，屠长卿是以剧作家面目出现的。《明史》记载他“生有异才”，为人豪放，纵情诗酒，专门爱结交天下名士，名列“中兴五子”。他坚持“针线连络，血脉贯通”的戏曲创作主张，他的“诗有天造之极，文友瑰奇横逸”，他的《昙花记》、《修文记》、《采毫记》都曾“大行于世”，叫座京城，其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汤显祖。
屠长卿的风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创作形式上，他专爱写男子弃官求道，最终与美妻爱妾修成正果的传奇爱情故事，尤其是他在与一位候爵夫人有了暧昧关系以后，便开始进一步描写一些淫荡男女私情的作品，以至几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争议；其二，在个人生活上，他不但喜欢搞“同性恋”，而且还广“蓄声妓”，整日和妓女厮混在一块，常常在士大夫之家“男女杂坐，绝缨灭烛之语，喧传都下”。从汤显祖写给他的“长卿曾误宋东邻”，以及“岂有妖姬解春姿，岂有狡童解咏诗”的诗句中，不难想像出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极端放纵。
长期沉溺于男欢女爱，整日纵情于声色之乐，在给屠长卿带来创作灵感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万历十二年，时任礼部主事的屠长卿，因为在张居正的大丧期间招惹风尘女子，有失朝庭官员颜面，而被神宗皇帝亲自下诏削籍回家。削官后的屠长卿，在以后的日子里，思想更加放任自流，行为更加放荡不检。他以超出一般人轻佻之举，整日出没于烟花柳巷之中，游戏于风尘女子之间。在当时那种没有任何卫生理念，没有丝毫防范措施的年代里，屠长卿在把感情寄托到妓女身上的同时，妓女也就把“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屠长卿死的前一年，汤显祖把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的一组七绝，寄给了时在病中的屠长卿。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旧时称这种性病为“杨梅大疮”。在现代医学中，“梅毒”学名为“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的系统疾病”，如果到了发作的第三期，在今天的医疗条件下，也许还有救，但在明代，只好束手无策，由他剧烈疼痛，共剂失调，从面部器官坏死糜烂起，一直到耗尽这盏灯油为止。这位死于性病的风流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淫风甚炽的罪恶年代，是一个“承平日久，民佚志淫”的淫乱时期。从帝王公侯到文武百官，从文人墨客到贩夫走卒，从商铺里的药石秘方到地摊上的春宫画册，从高门深院中的歌姬成群到繁华地段上的妓院满布，再加上商人性消费的蓬勃兴起，与文人自命风流的推波助澜，一场全民参与的明末淫风，已经渗透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据反映明末社会风气的《五杂俎》记载：“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
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生存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性本来就风流的屠长卿，能不会更加出格的风流吗？只要有卖淫为生的娼妓，只要有进行性交易的行业和场合，性病传染，必定要成为社会公害。频繁更换性伙伴，极易造成深层次的交叉感染，在没有任何性病防御措施的年代里，屠长卿死在“梅毒”这种风流病上，是迟早的事情。“戏寄十绝”中的这个“戏”字，可以看出屠长卿患上“杨梅大疮”，极像是一件值得称赞的风流韵事；从诗中略存调侃之意看，最起码在屠长卿的好友汤显祖看来，性病在当时社会如同感冒发烧流鼻涕一样，是一种极其普通的常见病。然而，屠长卿不但病得不轻，而且极其凶险，一年后屠长卿终于在苦楚与肮脏的恶疾中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