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过管乐，妙策胜孙吴”。古人论及春秋战国时的兵家，通常将孙武、吴起并称。然而追溯两千多年来的兵书史籍，对孙武的赞颂有如汗牛充栋，而吴起却备受非议，甚至被视为“古来不义之人”的典型。吴起出仕鲁、魏、楚三国均建奇功，且留下用兵治国的《吴子》名篇，启迪历代兵家，却又因“毁家求官”、“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争名夺利”等种种劣迹，为后世的道德维护者所鄙夷。“辉煌”与“阴影”，都集中到这个千年引发争议的名将身上，对今人也会引来如何处理功利追求与道德底线关系的反思。
吴起，(约前440—前381年)，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家，卫国左氏人，与孙武齐名，著有《吴子》一书，后世把他和孙武连称“孙吴”，《吴子》与《孙子兵法》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这位大名鼎鼎、功勋卓著的吴起却是一个十足的没有人性的“官瘾子”、“官痴”。为了使自己跻身官场，为了实现自身的“政治抱负”，为了个人的功名，为了自己能够“青史留名”，他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无所不用其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中，对他这方面的“事迹”有明确的记载。
一、毁家求官。
“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
吴起生于一个经济条件非常优越的富豪之家，拥有万贯家产，如果满足于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吴起家的钱财完全可以供他潇潇洒洒地活上一辈子。但吴起从小就就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不满足于衣食无忧的现状，他向往权利和地位，一心想出人头地，成就大名。为了谋求官职，吴起不惜花光家中所有的钱财，进行游说，四处“活动”，但是没有成功，结果最后弄得家徒四壁，生活难以为继，由小康之家堕入了困顿之户，从“家累千金”变为“家徒四壁”。吴起的这种慷慨大方，这种毅然决然，这种执迷不悟，决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二、诛邻止谤。
“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
吴起求官不成导致家庭败落，这种“辉煌”的堕落轨迹，很快就招来了街坊四邻的嘲笑。千金散尽，最后却成了他人茶余饭后的笑料，这口气让吴起无论如何也难以下咽。但随着嘲笑声的越来越大，终于让自尊心极强的吴起忍无可忍，吴起一怒之下残忍的杀死了三十多个诽谤他的人。这种愤然而起、杀人如麻的举动，非“慈不掌兵”的独贼民夫所不敢为。
三、母丧不临。
“其母死，起终不归。”
吴起杀人后，无法在家乡卫国立足，逃出卫国向东边的鲁国而去。吴起与母亲告别时，咬着臂膀发誓说：“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此后，吴起逃到了鲁国，投身于孔子的弟子曾参门下，昼夜苦读，学习治国本领。后来，他果然“言而有信”，母亲病亡时，吴起“闻讯仰天悲号，旋即收泪，诵读如故。”试想，在“百善孝为先”的战国初期，吴起这样的“大义凛然”，确实不是凡夫俗子所能做到的。曾参见吴起不奔母丧，很鄙视吴起的为人，视他为忘本之人，认为他不孝，便和他断绝了师生关系。
四、杀妻求将。
“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
曾参与其断绝了师生关系后，吴起审时度势，毅然弃儒道改学兵法。三年业就，经相国公仪体的推荐，被鲁穆公任为大夫。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任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毅然杀了妻子，表示决不不倾向于齐国，史称“杀妻求将”。一手递去妻子的头，一手接来将军的印，吴起终于打开名利之门！吴起用老婆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子，当上鲁国将军。这一招是够心狠手辣的，其“大义灭亲”惨烈如斯，恐怕连视生命如草芥的盗匪，也不一定能干得出来。吴起率领军队与齐国作战，鲁军大获全胜。吴起的得势引起鲁国群臣的非议，一时流言四起，很多人在鲁王面前中伤吴起，揭他老底，指责他的种种“劣迹”。鲁君因而疑虑，就辞退了吴起。
五、争权遭忌。
“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
吴起离开鲁国后，听说魏国的魏文侯很贤明，便去投奔他。魏文侯得知吴起用兵如神，就任命他为将军，率军攻打秦国，攻克五座城邑。魏文侯因吴起善于用兵，廉洁而公平，能得到士卒的拥护，就任命他为西河的守将，抗拒秦国和韩国，后来任西河郡守。魏文侯死后，吴起继续效力于他儿子魏武侯。魏国选相时，由于吴起威信很高，很多人都看好吴起，吴起也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这一职位非他莫属。可是最后魏武侯却任命田文为相。自恃功高的吴起心里很不高兴，竟然去找田文“理论”，但最终也无可奈何。田文死后，公叔任相。吴起心中更是不服。吴起的盖世之功和桀骜不驯，引起了公叔的嫉妒和恐慌。在一场精心布置的阴谋之下，魏武侯对吴起产生了怀疑，变的不信任他了。吴起害怕魏武侯降罪，狼狈逃窜，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
六、权贵不容。
“废公族疏远者”“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
楚悼王平素听说吴起很能干，吴起到楚国后不久就被任为相。“吴起变法”随之拉开序幕。为了把楚国发展强大，也为了自己名垂青史，吴起不惜得罪权贵，砍掉了一些没用的官僚职位，废掉王公贵族的远房亲戚，省下的钱培养部队。由于吴起的斗争对象首先是世袭贵族，所以贵族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但由于楚悼王的支持，此次变法得以实行，楚国一度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然而怨恨吴起的楚国贵族越来越多。前381年，楚悼王一死，吴起没有了后台，贵戚大臣们就迫不及待的围攻吴起，吴起慌不择路，趴倒在楚悼王还没凉透的尸体上，意在使作乱者有所顾忌。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恨透了吴起，还是乱箭射杀了吴起，然后又残忍地将他的尸首车裂，“肢解于楚”，这在信仰鬼神思想的古代，是极其残忍的刑罚之一。
在中国古代军事家和改革家的行列中，吴起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又是一个让人难以评说的人物。作为一个人，就一般道德而言，无论如何，他都曾负有深重的道德劣迹；而做官之后，就官德来衡量，他又是无可挑剔的。要说吴起这种人，应该属于才能大于德性那种。司马光在评说人的才与德时，说世俗的人不懂得分辨才与德，把两者混一块儿，通称为贤。其实才是德之辅，德是才之帅，德才兼备者是圣人，两样都缺者是愚人，德大于才者是君子，才大于德者是小人。这么说，吴起似乎得算个小人。
平心而论，春秋战国的两位著名兵家孙吴，比著述孙胜于吴，比武功则吴过于孙。后世史家和将领往往尊孙武而轻吴起，恰是不单爱才，又要重德。纵观千年的统军征战经验，军界公认仁、信、智、勇、严兼备，方具名将之风。古时虽有“谋大事者不拘小节”的辩辞，但“孝”、“德”从不属“小节”，这也是共识。为将帅者欲服众，仍需重个人操守，必须全方位塑造良好素质。吴起虽在史册上留下供后人赞叹的武功，其为争功利不择手段之举，却应视为古代兵家遗产中的糟粕。著名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吴起的最后结论便是——“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观其一生，诚如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