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弭分歧，促进在华韩国抗日力量团结
1931年7月1日，日警在中国吉林万宝山地区开枪射击中国农民。7月3日至9日，日本当局在朝鲜汉城等地煽起排华暴动，中国华侨受到袭击。此事引起蒋介石震动。其7月24日日记云：“余意即应对世界各国宣言及提案国际联盟会，暴露日本政府有组织的杀害侨民之罪恶”，“朝鲜合并，我国未经承认。中日所订条约，皆认朝鲜为完全独立国。”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开始调整政策，致力于抗日准备，加强了和韩国来华人士，特别是和金九的联系。
金九(1876—1949)，韩国黄海道海州人。早年参加抗日运动，三次被捕。1919年来华，先后担任韩国临时政府警务局长、内务总长，1927年任国务领(总统)，次年组织韩国独立党。在金九之外，流亡中国的韩国爱国者之间派系众多，分合频繁，经常发生内讧，无法形成统一的抗日复国力量。在援韩过程中，蒋介石始终注意处理派系关系，促进韩国爱国人士的团结。
1932年，蒋介石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及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滕杰分别开展援韩工作。当年4月，力行社成立东方民族复兴运动委员会，确定以“济弱扶倾”精神援助中国周边地区的韩国、越南、印度等被压迫民族。1933年5月，蒋介石通过陈果夫约见金九。金九要求中国资助百万元，保证“两年之内可在日本、朝鲜、满洲方面掀起暴动，切断日本侵略大陆之后路”。
此前，金九所领导的韩人爱国团的主要工作是暗杀，先后发生李奉昌在东京谋炸裕仁天皇以及尹奉吉在上海炸死白川大将两起事件，金九的名声因之大增。蒋介石不赞成这一做法，通过陈果夫向金表示：“若靠特务工作来杀死天皇，则会另有天皇，杀死大将，也会另有大将。为将来的独立战争着想，须先训练一批武官。”
金九金九同意蒋的意见，双方决定以河南洛阳军官训练学校为基地，第一期培养军官100名。其后，金九一派有部分人员参加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对日情报工作。除金九等按月得到中国方面的经费补助外，韩国流亡人士的回国活动费用，也常由陈果夫转请蒋接济。
鉴于当时韩国来华人士中派系分歧严重，力行社和陈果夫等于1933年敦劝各方合作，成立统一的韩国民族革命党。1937年，金九领导的韩国国民党等九个团体在南京成立“光复阵线”。另一派则组成“民族战线”，以金若山为领导人。
1939年1月，蒋介石分别约见金九与金若山，劝告双方开诚合作，全力对日。其后，蒋介石即将该项工作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命他“负责设法，使其内部统一”。
1940年1月，朱家骅密呈蒋介石，检讨对韩国来华人士工作长期不见成效的原因，提出今后“似应采积极主动之态度”。3月30日，蒋介石致函朱家骅，指出“汪逆傀儡登场，我方对倭亟宜加大打击”，命其邀集在重庆的日本、朝鲜等地革命首领会商，“鼓动敌国人民群起革命。”
5月8日，韩国国民党等党派在重庆发表解散宣言，共同组成新的韩国独立党，以金九为委员长。1941年5月，朝鲜另一大党民族革命党议决参加以独立党为主体、金九为主席的临时政府，这样，韩国来华爱国者的团结就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特别对待，支持在中国成立韩国光复军，由韩国临时政府管辖
1937年8月，朝鲜民族革命党在南京召开代表大会，议决以韩籍学生为基础，组织义勇军。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提出三项任务：1、动员所有在华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2、争取日本广大军民，发动东方各弱小民族，共同打倒日本军阀;3、推进朝鲜革命运动，争取朝鲜民族的自由解放。1940年10月10日，蒋介石为朝鲜义勇队题词：“手足相卫”。11月15日，又转颁嘉慰电文：“诸同志本东方革命之精神，共为民族解放运动之精神毅力，欣慰良殷。”
1940年3月2日，金九向国民党有关机构提出，要求利用华北日军中的韩籍反正士兵成立光复军。4月11日，蒋介石批示“准予照办”。9月17日，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宋美龄特别捐赠慰劳金10万元。
光复军的性质是另一个国家的流亡者在中国组建军队，涉及种种复杂问题，何应钦等认为此事既不合于“国际法”，又认为“韩国内部党争分歧”，始终不肯积极支持。1941年7月8日，朱家骅致函何应钦，以戴高乐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军”为例，要求何在可能范围内对韩国光复军“特别予以便利”。蒋介石支持朱家骅，批示“可准成立”。9月30日再次指示：“本党领导东方民族革命及抗日战争，对朝鲜光复军，在原则上应为政治上之运用，不宜为法律问题所拘泥。”
蒋介石既有明确指示，中国方面遂于1941年11月1日颁发《光复军九个行动准绳》：规定韩国光复军在抗日作战期间直隶中国军事委员会。5月15日，蒋介石将原属军委会政治部的朝鲜义勇队改编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同年9月17日，光复军成立两周年，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致电蒋介石表示敬意，蒋复电赞扬该军“批艰历辛”，“团结精诚”，表示将继续支持，“本扶弱抑强之素志，而竟兴灭继绝之全功”。
由于光复军佩戴中国的“青天白日”帽徽，指挥权属于中国军委会，因此，韩国流亡者方面出现不满议论，认为《准绳》“有损韩国独立之精神”，甚至攻击临时政府主席金九“丧权辱国”。1943年2月20日，韩国临时政府外务部照会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要求另定《中韩互助军事协定》，使光复军“隶属于韩国临时政府”。
1944年9月8日，蒋决定接受韩国临时政府方面的要求，致函吴铁城称：“韩国光复军自以隶属韩国临时政府为宜”，“其《行动准绳》，应即彻底取消，俾无害于中国之安全，并符韩方之希望。”
1945年1月4日，吴铁城签报新拟《援助韩国光复军办法草案》，但蒋仍然于17日指示：“此事应嘱韩方派员先事洽商，成议后再核。”其后，因中方所提《办法》中有“中国军事委员会派参谋团以取联络”一条，韩国来华人士认为“系不以平等看待”，中国方面决定再次让步，“既不派参谋团，亦不派联络参谋”。同年4月20日，金九表示同意。自此，韩国光复军遂改隶韩国临时政府管辖。
确定原则：将在世界各国中首先承认韩国临时政府
1919年4月11日，韩国流亡人士在中国上海成立临时政府和临时议政院，先后由李承晚、朴殷植、李相龙、洪震、金九等担任国务总理，或大统领、国务领之职。1940年9月，临时政府迁至重庆。10月8日，韩国临时政府议政院在重庆举行会议，选举金九为国务会议主席。
韩国临时政府虽然长期在中国领土上活动，得到中国方面积极支持，但是，始终没有得到正式承认。1941年11月、12月，徐恩曾两次致函朱家骅，建议尽早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次年1月30日，金九要求中国方面率先正式承认临时政府，并请同盟国一致承认。当时，中国方面已经蒋介石批准，在当年10月10日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通过外交部长郭泰祺对金九及金若山二人作过透露。但是，由于美国政府认为“韩人之间既不合作，与国内韩人又无联系”等原因，蒋介石只能将这一问题暂时搁置。
为了加强援韩工作，1942年7月20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以吴铁城、王宠惠为召集人，组成专门小组，通盘研究援韩问题。同月，军事委员会奉命草拟《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提出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须“以热情宽大、公正协助之态度出之”;“对韩国临时政府，须使其能领导各党派力量，实行民主政治，不采一党包办之政策”，“随时考虑，应合国际情况，适时承认”。
8月1日，国民党中央援韩小组首次会议，决定：“原则上确定，先于他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时机由政府抉择”;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的借款，由党出面，以宽大与自由之精神为原则。 10月8日，蒋介石致函吴铁城，确定“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之原则可照办，同意由党出面接洽，先拨1百万元，以协助其进展。吴铁城接信后即与戴季陶、王宠惠、朱家骅磋商。戴季陶认为“韩国革命团体及人民之自尊心理，应加以重视，文字上宜避免有所刺激，故此次整理，大体均本热诚宽大之意旨”。
12月15日，吴等拟订《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其《总纲》提出：“本总理三民主义扶助弱小民族之遗教，建立东亚永久和平，对朝鲜在华各革命团体予以积极的扶助，期培成其复国力量，重建完整之独立国家。”《要旨》提出：“本党同志应以亲爱精神与热诚谦和之态度接待朝鲜各团体”。《方法》部分规定：“于适当时期，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其国际法律手续及有利时机之选择，由负责指导人员秉承总裁指示交外交部办理之。”
12月27日，蒋介石批准这一方案，同时批准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人主持援韩工作。
团结各派，推动韩国临时政府改组
对韩国独立运动人士，除了道义上的支持外，中国方面还给予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对金九、金若山等所属党派及韩国临时政府经济上的要求，中国方面几乎是有求必应。有时，蒋介石还特别指示，免去会计审查手续：“不必稽核，以免伤及其自尊心。”
1943年春，蒋介石批准临时政府借款100万元。其后，韩国来华人士因分配方案等原因发生纠纷，好不容易刚刚形成的统一战线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当年4月14日，蒋介石要求“设法劝解”。
7月26日，蒋介石接见金九及赵素昂、金奎植、李青天、金若山等韩国两派人士。蒋称：“中国革命最后之目的，在扶助朝鲜、泰国之完全独立。此种工作甚为艰巨，希望韩国革命同志能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以完成复国运动。”当时，金九和赵素昂向蒋表示：“英、美对朝鲜将来之地位，颇有主张采用国际共管方式，希望中国方面不为所惑，贯彻支持独立之主张。”
对此，蒋答称：“英、美方面确有此论调，将来争执必很多。韩国内部之精诚团结，有工作表现，乃为必要。中国力争，才易着手。”
8月10日，蒋介石致函朱家骅，提出处理韩国各党派统一问题的三项基本原则：1、党派问题，“不必强求其统一。但宜择优扶植，使能领导独立运动”。2、政治问题，“应侧重以韩国临时政府为对象，以消弭其内部政争。”3、军事问题，“调整光复军之高级人事，培植临时政府系统下的军事力量，使其集中意志，灵活指挥。”其后，临时政府内部矛盾继续加剧。
8月30日，金九等7人甚至一度以“无能维持”为理由向国务委员会提出辞职。10月1日，金九召集各派代表谈话，宣布“接受各党派意见，力求合作”等四点，作了一个高姿态的表示，然而，风波并未因此停止。1944年1月20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吴铁城、朱家骅三人称：“韩国各党派内部倾轧益甚，如我方不善为排解，使其团结，易为他方所用，希即会商具体办法呈核。”
其后，吴铁城等分别邀约韩国两党负责人谈话，从中排解。在中国方面促进下，双方达成改组临时政府方案。4月20日，韩国临时议政院开会，将国务委员增至14人。其中，独立党8人，民族革命党4人。金九任主席，副主席由民族革命党主席金奎植担任。会议发表宣言称：“联合一致而产生了全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不仅是今次议会的最大成功，而是在我民族运动史上，尤其是在临时政府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的大书特记的事实。”
24日，独立党、民族革命党、民族解放同盟、无政府主义者总同盟联合发表宣言，拥护金九及全体当选国务委员为“我们民族的最高领导者”。
26日，韩国临时政府新任国务委员宣誓就职。这样，韩国独立党和朝鲜民族革命党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得到缓和，韩国来华爱国者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
反对英国，在开罗会议上力倡，保证韩国战后独立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步入1943年的时候，同盟国的胜利形势已日益明朗，有关各国都在考虑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新安排。
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一直主张韩国战后独立。2月25日，宋子文在华盛顿会晤美国国务卿赫尔，强烈表示，中国反对任何国家在战后攫取新土地，同时声明中国支持韩国独立。但是，罗斯福总统却主张在战后将韩国交给美国、中国和其他一二个国家共管。
同年11月23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开罗应罗斯福总统晚宴，蒋向罗口头提出，在日本溃败之后，应使韩国获得自由与独立，得到罗斯福同意。其后，美国方面提出会议公报草案，将蒋、罗会谈内容写草案，但是，却接受了邱吉尔的建议，加进了“于适当时期”的限制性词语。26日，英国再次对公报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主张将有关内容修改为“于适当时期，吾人决定使朝鲜脱离日本之统治”。这样，朝鲜是否独立就仍然是个不确定的议案。对此，中国代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坚决反对，认为提法模糊，易生重大后患。他主张明确规定韩国“将来的自由独立地位”。11月27日，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发表《开罗宣言》，中称：“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开罗宣言》得到了韩国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蒋介石也因为在会上昌言保障韩国独立而受到韩国人民尊敬。韩国独立运动元老许宪在汉城发表演说称：“三千万之朝鲜人民，对于蒋主席极为感激。如无蒋主席在开罗会议所提之建议，朝鲜尚不能获得独立。”
维护韩国领土完整，反对国际共管与南北分割
开罗会议之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问题再度提上议程。
1944年4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决定：“今后一切援助，即以临时政府为对象。”6月，吴铁城向蒋介石报告，主张先行承认临时政府。同月29日，金九向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致送声明书，要求会议通过决议，承认临时政府，予以必要的物质援助。同月，韩国临时政府分别向中、美、英、苏等30余个国家递送备忘录，要求承认。7月3日，金九直接致函蒋介石，对他在开罗会议上提出保证韩国独立问题表示感谢，要求他“重察情势，始终成全”，“首先承认敝国临时政府”，同时要求定期赐见。
蒋介石接到金九来函后，于同月10日饬令何应钦、吴铁城、朱家骅会同外交部宋子文核议。当时，宋子文等主张“以稍待为妥”。8月28日，陈果夫致函宋子文，传达蒋介石的态度，对韩国政府，“积极扶植，即予承认”。 9月5日，蒋介石约见金九。金九向蒋介石面呈备忘录，内称：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境内建立后已经二十五年，现值此千载难遇之好时机，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合法的承认”，“为各盟国倡”。其他要求则有加深援助，拨借活动费5千万元等。
当时，美国和英国都积极主张国际共管朝鲜。9月29日，英、美共同提出《研究韩国问题纲要草案》，建议战后在朝鲜成立临时监督机构。10月27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指示称：切不可放弃中国扶植韩国早日获得独立的一贯政策，尤其不可赞成国际共管。中国代表认为此一主张违反《开罗宣言》，所谓国际托管实际上是由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改变为几个强国的共同统治。
2月8日，美苏在雅尔塔会谈，秘密决定，以38度线为界由美、苏分别实行军事占领，成立国际监督机构，共同管理韩国。同年5月，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讨论组织韩国托管委员会问题。
1945年2月，韩国临时政府致函中、美、英苏四国首脑，申请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创立会议。 4月3日，蒋介石训令外交部就此事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宋子文考虑到韩国临时政府尚未得到各国承认，向美国政府探询，能否允许韩国代表以观察员名义出席。但是，美国政府担心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等会援例要求，带来纠纷，不肯接受。蒋介石无奈，只好同意宋子文的意见，发给护照，由韩方自行向美国交涉签证。
蒋介石不放弃保证韩国独立的承诺。5月24日，蒋介石会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询问美国对于越南、韩国的军政策略，赫尔利只作了一个模糊的回答：“须视将来情况如何，再为适当解决。”
当时，中国方面曾准备建立东亚民族委员会，主持扶助朝鲜独立的有关工作。美国态度既如此，蒋介石遂日致函吴铁城，指示其“万不可成立”。7月26日，蒋介石召见韩国两党代表称：纵使中国保证在战后俾予韩国独立的地位，但实际上仍须藉赖韩人自身团结的力量、团结的行动和事实的表现。
8月21日，韩国临时政府驻美代表李承晚急电蒋介石，希望蒋能致电杜鲁门，劝阻其采纳美、苏分割南北韩计划。电称：“不予高丽以完全独立之任何计划，高丽人民均不愿予以接受。”
22日，吴铁城与金九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谈话，吴称：“中国政府自当援助在渝之韩国临时政府返回祖国，领导韩国人民，办理选举，产生民选之正式政府。”金则表示：“俟韩国临时政府回国后，召集各方领袖，组织新的临时政府，届时请中国政府先予承认。”
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声明国民革命的最重大目标就最迫切的工作有三件，一是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二是恢复台湾和澎湖的失土，第三件就是“恢复高丽的独立自由”。他说：“国民革命推翻满清，反抗日本，不仅为中国本身自由平等而奋斗，亦且为高丽的解放独立而奋斗。今日以后，我们更须本于同样的宗旨，与一切有关的盟邦，共同尊重民族独立平等的原则，永远保障他们应该获得的地位。”
同日，金九向蒋介石提出备忘录，请蒋“向同盟各国再予提议承认敝临时政府”。同时，要求蒋转商美军当局，在最短期间，拨借飞机，运送临时政府人员归国。蒋认为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时机已到，指令驻美大使魏道明探询美方态度，同时指示外交部与美国驻华大使馆交涉。此际，美、英、苏已将中国排斥在外，达成协议，由美方通知中国说：原则上准备将韩国交由四强先行托管，俟详细办法拟定后，再与中国会商。美国驻华大使馆则答称：美国政府对于韩国国外的任何政治团体，都不准备“绝对协助”，但是，奖励他们进入韩境，在军政府范围内工作，可以提供机位。
中国经济虽十分困窘，仍大力资助韩国爱国者归国
8月26日，金九致函吴铁城，请其转呈蒋介石，核准拨借法币5000万，以便临时政府成员随盟国回国。
9月17日，陈立夫呈请蒋介石，拨借3亿法币，供韩国临时政府归国后活动之用。25日，吴铁城根据蒋介石指示，召集吴国桢、陈立夫等座谈，讨论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临时政府失败后的援韩政策等问题，达成四点意见：1、对韩国问题，我国应与美、英、苏采一致行动，但我国应自动提出合理的主张，促使盟邦与我一致;2、就现势观察，欲期，美、英、苏一致承认韩临时政府，实不可能，但我国对该政府，仍应实际上多方予以援助;3、该政府如不能正式迁回国内，执行政权，我国亦应设法协助该政府中人员回国，参加其国内工作;4、我国政府应即派员驻汉城，负联络观察之责。
当时，金九也感觉到不可能以临时政府名义迁回国内，于26日致函蒋介石，要求蒋与美国政府协商，最少限度默认韩国临时政府为“为非正式革命的过渡政权”。
当日，蒋介石接见金九，金九又口头提出五项要求，希望蒋能与美方协商，允许他们回国后与各党派建立临时政府，办理全国选举，成立正式政府，同时提出，在韩国独立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订立一项合作密约。蒋答称：前者须与英、美协商;将继续援助独立党，但不必有形式。
10月17日，蒋介石指示：韩国临时政府人员以个人资格回朝鲜;派飞机一架送重要人员分期赴上海，再由美军用机送朝鲜;借拨法币1亿元。22日，批准先拨5千万元。28日，蒋介石同意除已拨之5000万元外再拨国币5000万元、美元20万元，作为韩国临时政府成员返国及返国后初期工作费用。
29日，蒋介石接见金九，“希望韩国同志和衷共济，团结一致”。他说：“中国除非力量不够，不能做到之事，力所能及，一定援助韩国达到独立之目的。这是中国一贯政策。总理在日，即是如此。中国以韩国独立为中国之责任，中国能独立，韩国亦可得到独立。”金九提出：美国不肯承认韩国临时政府，请中国予以解释，蒋答：“慢慢可以好转，不必忧虑。”
11月4日，蒋介石、宋美龄等举行茶会，欢送金九等人归国。蒋称：“朝鲜不能告成独立自由平等，无异中国不能告成独立自由平等”，“为东亚与世界之和平及东亚各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计，吾人必须首先使朝鲜告成独立与自由，此为国民党对朝鲜唯一之原则。”次日，金九等29人乘机离渝，经上海返国。至此，金九在中国从事抗日和韩国独立运动，共达27年。
12月5日，蒋介石决定派邵毓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将衔代表赴韩，与美苏军方联系，视察韩国实情，同时抚慰中国在韩侨胞。同日，蒋致函吴铁城称：“在目前美苏两军分占朝鲜南北现状下，国际上我方除应与美方密切合作外，对于驻韩美苏军事当局，自应同等联系，俾我在外交上可保持超越立场，作为美、苏桥梁。” 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蒋介石指示，草拟了一份标有“极密”字样的《韩国问题之对策》，其中提出：“调和美苏势力，以消除韩国南北两部之对立，而促进其统一。”又提出：“积极与美、苏、英洽商，确定《开罗宣言》中‘于相当时期使朝鲜独立’之‘相当时期’之明确标准，并在将来和会中或联合国会议中提出通过，以为将来促使美苏军按时撤退之依据。”
12月27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于12月27日在莫斯科会议，却决定将朝鲜置于美、英、苏、中四强的五年托管之下，这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所拟《对策》自然成为废案。同月28日、31日，韩国临时政府及韩国临时政府驻华代表团先后发表声明，反对该项托管计划，中国政府未发表声明支持。当时世界的主宰者是美苏两大国，中国虽跻身“四强”，但实际上是弱者。
韩国独立党、民族革命党、临时政府及相关人员在华期间，其经费均由中国供给。金九等人返国前后，在华韩侨535人准备同时返国，急需冬服、旅资及生活维持等诸项费用。12月28日，蒋介石批准发给国币3千万元作为资助。这是蒋介石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在中国援韩人士中，蒋介石贡献最大
在支援韩国独立运动的中国国民党人中间，有三个关键人物：一是陈其美，一是孙中山，三是蒋介石，蒋是30、40年代中国援韩活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时间最长，贡献也最大。
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给予韩国独立运动的援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道义等各个方面。在这些援助活动中，蒋介石非常注意尊重韩国来华流亡人士的民族感情，及时调整政策，保持友好关系;在国际舞台上，蒋介石首倡保证朝鲜战后独立，反对国际托管和南北分割，不谋求在该地区的民族私利。这些，都与当时主宰世界的大国强权构成了鲜明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