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牧野又无耻地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听了，起身问：“西方出了个圣人叫耶稣，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叫孔子，连日本人都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回答：“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顾维钧，字少川(英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运动的直接诱因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弱国无外交，自古皆然，不过弱国也有了不起的外交家，顾维钧就是其中一位。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他在巴黎和会上智斗日本代表在先，拒绝签订不平等和约在后，用自己的智慧、果敢和爱国热忱，为落后的中国保有了一份尊严。11月14日是顾维钧的去世纪念日，让我们穿过岁月，重温这位外交家的风采。
顾维钧为国家利益与外国人抗争斡旋到底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中国虽是战胜国，但正当利益却被与会各国无视，日本更是不将中国放在眼里，视山东为自己的禁脔。山东问题由来已久。1914年，日本趁英德法俄在欧洲大战时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战事结束后，日本不仅没有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损害中国的《二十一条》。顾维钧就是在那时，正式接触山东问题。签完《二十一条》，日本无耻地要求中国不许泄露相关信息，顾维钧却深感中国需要外部支持，于是，未经袁世凯许可，他暗中将消息透露给了英美。这一举措很快就有了效果，英美各国纷纷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侵吞中国的脚步被迫放缓。
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牧野又无耻地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听了，起身问：“西方出了个圣人叫耶稣，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叫孔子，连日本人都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先生你说对吗？”牧野回答：“是的。”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这番话巧妙而又严正有力。巴黎和会三巨头——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听了，不禁称赞顾维钧是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我的1918》剧照然而，由于分赃不均，巴黎和谈面临崩盘。列强为了自身利益，竟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消息传到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在签字问题上举棋不定，顾维钧众望所归，成了实际的主持者。经多次交涉未果，为示抗争，不负国民，顾维钧等毅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可以说，主持大局的顾维钧不仅捍卫了主权，也扛起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得到了解决，而顾维钧是与各国斡旋、力争，成功地从日本虎口夺食的中国外交大使之一。
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顾维钧还是最早为中国谋求联合国地位的功臣。1944年9月，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顿巴登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的会议，这次会议首次提出战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联合国。顾维钧则以其外交家的胆识和谋略，采取一些比较务实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经讨论的方案，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补充方案，比较好地处理了中国的地位问题。中国提出的三点补充意见后来都在旧金山会议中写入了《联合国宪章》，而顾维钧的灵活应对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1945年，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同年12月，他又代表中国出席了联合国第一届大会。因为他的一系列贡献，顾维钧被视为“民国外交第一人”。
一个杰出外交家，胆略、决断、见识、口才缺一不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坚定的爱国心。顾维钧1888年生于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区)，国家的落后与某些外国人的歧视，让他从小就种下了爱国的种子。一次，小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黄包车赶着去看跑马，车夫上桥很慢很费力，英国佬不仅不同情，还用鞭子抽打。小维钧很愤怒，当面斥责英国人：“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一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觉得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四任妻子各主“命”“贵”“财”“爱”
民国风云动荡，官场波谲云诡，外交领域动辄得咎，顾维钧能够仕途顺利和婚姻有莫大的关联。据顾维钧晚年盘点，他一生四段婚姻，分别为他“主命”“主贵”“主财”“主爱”。
他的第一任妻子叫张润娥，其父亲和顾父是同僚，善于相人。见过顾维钧，张父预言他将来富贵双全，于是主动提出联姻。顾父答应了亲事，而此时顾维钧还在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年仅12岁。1904年，张家资助16岁的顾维钧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眼界渐阔、思想渐新的顾维钧，对自己的包办婚姻和裹小脚、没文化的未婚妻心生不满，但几年后被迫回国与张润娥完婚，但他们的新婚之夜相安无事，夫妻有名无实。
1911年，二人离婚，张润娥不久就选择了出家。顾维钧对张润娥一直心怀愧疚，1933年，得知出家后的她生活清苦，他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给张润娥并附送5万元，但张氏把钱和信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顾维钧。这段旧式婚姻注定了以悲剧收场，却帮助顾维钧走上了外交之路，“主命”可谓恰当。
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的顾维钧，经唐绍仪举荐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这一年，他认识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英文名May，故又叫唐梅)。唐小姐端庄大方，性情温柔，精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两人很快坠入爱河，1913年举行盛大婚礼。有唐绍仪这个靠山，再加上妻子的能干贤惠，顾维钧在北洋政府的地位更加稳固和显赫，这段婚姻的确称得上“主贵”。不幸的是，这种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到了1918年就戛然而止，唐宝玥这一年因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去世了，年仅29岁。顾维钧痛不欲生，不惜重金厚殓妻子，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置于老家顾氏宗祠内，几年后入土为安。
1920年，顾维钧再度结婚，妻子叫黄惠兰，其父是东南亚华侨首富、人称“糖王”的黄仲涵。当年顾维钧想要组阁，有人问章士钊：“顾少川(顾维钧字)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回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是一个国务总理！”北洋政府垮台后，顾维钧一度遭到国民党通缉，被迫逃往国外，后他出谋划策，黄氏使钱活动，不仅使他免于通缉，还再度成为政坛红人。以上足以说明黄蕙兰之“主财”。
一起生活了36年的顾黄二人于1956年离异，原因固然是性格差异使然，但据黄蕙兰说，也与第三者有关。一般认为，这位“小三”是顾维钧下属的妻子，也是他的第四任妻子严幼韵。严女士出身上海富商家庭，据说早年是复旦大学的“校花”，也是上海交际场中的名流。
顾维钧黄蕙兰因丈夫的关系，严幼韵与顾维钧熟识于1930年代。在顾黄二人情感出现危机的时候，顾严二人的感情迅速升温，最后于1959年修成正果。彼时，顾维钧垂垂老矣，功成名就，再不必为仕途和利益而将就婚姻。他曾坦诚最爱严氏，二人这段婚姻“主爱”，想来不假。何况，小他20岁的严氏温婉体贴，宜家宜室，品貌皆好，焉得不爱。在严幼韵的陪伴和精心照顾下，顾维钧活了98岁，于1986年11月14日平静去世。
世俗地看，顾维钧一生十分精彩，外交时折冲樽俎，仕途上屹立不倒，生活中风流跌宕，真让人羡慕嫉妒恨。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顾维钧是一位超级帅哥，一说是“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一说是“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孰是孰非已无可稽考，其风神则至今令人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