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6年上半年里,暴力是广州城的主旋律。这里的反帝、反白人特权的情绪都已达至暴力的程度,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的仇恨,也达至暴力的程度。广东本身的暗中权力斗争,更达到了暴力的极致。许多后来名满全球的中国人,这时都聚集在广东,为改变中国人的无知蒙昧而奋斗,也为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与此同时,他们狂热地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为了唤起全国大众,赢得对自己的支持,他们也进行暴力斗争,以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对整个中国的控制。
若没有俄国帮助,国民党军队1926年从广东开始发动的北伐能否成功,令人怀疑。但中国最终却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代价,包括无数国人的生命、巨量的财产损失、连年的武装冲突,以及对各个外国政府的长期不信任,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帮助却是中国急需的。俄国人的卷入跟蒋介石无关。那是中国革命领导人孙逸仙医生留下的遗产。孙逸仙1925年在北京过世。他在世时,由于美国及自由欧洲各国拒绝向他施以援手,他只得转向莫斯科求助。有一阵子,他以为日本或许能成为中国的挚友,但看清了日本的野心及用意后,他的幻想破灭了。最后,不得已之下,他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秘密建议,若真被接受了,世界历史必将被改写。
这条消息,是我在广东那几个月里挖到的最大独家新闻。它先在费城的旧版《公共记录报》及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发表,却未在美国引起丝毫兴趣。消息传回广州后,随即引来充满敌意的否认,不久却又沉默了。原来,指责报道为“捏造”的官员们发现,孙中山的提议早已进了官方档案,分别存放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和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里。
头一次接触这些秘密的国际动向,是从一个被排挤的广州官员那里听来的。此人待在香港,正牢骚满腹。他骂国民党的现任领导是“一群该死的中国赤党”,说到火冒三丈时,一时口快,提到孙中山已经对“跟俄国人的交易”感到后悔。根据这项交易,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加入国民党。他说,孙中山已经请求美国出面挑头,组织武装干涉,从俄国人及日本人手中解救中国。他警告:“不能引述我的话。不过,这都是事实,全在你们领事馆的档案里。问问詹金斯就知道了。”此人今天(1943年)还健在,我从未透露他的名字。我找到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提出我的问题。他一听,惊呆了,绝口不提此事。于是,我把如何获得消息的过程详细告诉他,只是没提消息来源的名字。最后他说:“我不能给你看文件,不过,如果你把听到的内容复述一遍,我可以告诉你哪些部分是真实的,并纠正错误部分。”以下是经过确证的故事:一开始,孙中山便希望美国及英国承认他的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援以资金及武备,助他以武力统一中国。但每次与两国打交道,都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他转向俄国求助,马上得到响应。
到1923年年底,孙医生开始警觉了。经国民党内中国共产党员的推动,国民党被全力推向极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数百名中国籍毕业生,试图将中国的这场革命,融入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革命计划。孙中山由此感到,中国的未来地位和福祉,可能要服从莫斯科的反帝总体构想了。适逢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JacobGouldSchurman)博士于1923年末访问广州。孙中山绝望之下,要求与他会面,并举行了秘密晤谈。孙中山要求舒尔曼博士请华盛顿出面,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及其他较小的条约国沟通,看各国是否愿对中国作联合干预,为期五年。
孙中山提出,他可以发表正式倡议,邀请此项干预,并愿意尽余生之力,投身宣传工作,劝导中国人民与这场干预合作。他预先对计划作了详尽设计,考虑了所有细节。他要求被请的国家联合出兵占据各省首府,并对铁路、河流、港口、电报实施军管。他要求美欧各国派出大量军事专家、铁路专家、金融专家、水利工程师、公共健康行政人员、教育专家及其他培训顾问,来华工作五年。他要求行政专家们不仅要帮助组建一个可运作的中央政府,还要在中国的十八个省组建高效的地方政府。
他的想法是,五年里,外国军事力量可帮助镇压军阀及土匪,中国便可在和平与秩序中真正获得生命。他提议,至保护期的第五年初,中国必须举行全国及各省的选举,然后将权利逐步移交给中国人民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对这项提议,华盛顿并不热情,不过确实与欧洲的几个大国作了沟通。同样的,欧洲各国无一对此做过严肃考虑。一次大战结束时,各国曾在西伯利亚地区作过联合干预,遇到过极大的艰难险阻。显然,这使各国一听到类似的计划便胆寒。而且,即使政府有兴趣,当时的美国国会和英国议会看到任务如此庞大,也绝不可能批准。
在1923年,面对各国如此扶持中国的举动,日本最多只会发出无力的口头抗议。假如这一保护计划成功,“九一八事变”肯定不会发生。远东的历史,甚或世界的历史,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1925年1月,在死前两个月,孙中山再次作出同样的恳求,还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