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文化的空间场上，中国文化是世界中心，那么在文化的时间场上，只有两千年前的儒家之道才是真正的文化精髓。现代的人只有追溯以往，整理旧籍，才能找回失去的民族荣誉，复兴民族的文化。蒋介石的文化复归论向我们展示了他文化观的第二种内蕴以复兴儒学为表征的文化复古主义。
这种复古主义的首先表现是习古 。既然中华民族的光辉时代是在遥远的古代，而近代人的落后又恰恰是由于丢弃了传统的法宝，所以，要想再现昔日的荣光就必须向后寻觅。在蒋介石看来，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艰难不是因为历史的负担太重，而恰恰是国民的数典忘祖。他认为，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国民，不能保存中国国家的历史，不能宝贵我们国家固有的道德，那么，我们这种人便不成其为一个国民 ，每个中国人都有挖掘三坟五典，背诵《资治通鉴》，苦读四书五经，效行二十四孝的义务，不整理国故、保全国粹，国怎么还叫国，人怎么还算人？而尤其可怕的是， 现在一般人，对于中国的事情都不满意，关于国内讲孝弟忠信这些事，以为统是腐败的旧思想，尧舜禹汤文武孔子等，统是已经过去了的人，我们革命当不去讲他。这种思想该是多么的糊涂！要知道：孙中山是什么人？孙中山就是封建道统的传人，一长串儒家圣贤之后的集大成的圣哲 。
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集古今的大成，将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最要紧的东西整理出来了，许多好的道德文化，都已由总理排定次序，整理之后的名字，便叫三民主义。所以说： 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的结晶。 所以，学习三民主义，就是了解儒家文化的精义，反过来，研习孔孟之道也就可以取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之，按蒋介石复古主义逻辑，只要人人致力于整理国故 ，个个尽力于保存国粹，那么中国也就有救了，不，应该说他的集团有救了。
所以，蒋介石不惜再一次在全国掀起尊孔读经的狂潮，强行规定四书五经为军人的必读书，反复宣扬《大学》和《中庸》是世界上科学的科学，最要紧的学问。他不惜以身作则，号令部下读经，说什么他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到四十岁才知道经书对国家和政治的重要，甚至危言耸听地强调： 我们要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如果我们放弃不去研究这种固有的东西，则个人固不能修身立世，就是国家和民族亦必定会灭亡的。 他不厌其烦地三番五次为军官们讲经，详尽剖解《大学》和《中庸》;他还号召部下向湘军的将领曾、左、胡诸位学习，学习他们所谓保卫文化，扶持名教 的精神，学习他们 同心一德，都以中国的纲常伦理，民族传统(道统)继承与护卫之战士自任 的意志，尤其要像曾、左、胡那样具有很高的封建道德素质的修养，渊博的儒家传统学问。
在他看来，太平天国的将领如李秀成、石达开诸人无论在军事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们的本领和曾、左一般人比起来，都在伯仲之间，但就学问道德和保卫文化、扶持伦理的精神方面比起来，洪杨那方面就远不如当时一般湘军的将领 。因此蒋介石认为： 曾、左等能打平洪杨，完全是由于他们的学问胜过敌人。习古之魅力和效用，在此显现，所以国民党要想扑灭共产主义，剿灭红军，就必须拥有像湘军诸将那样的学问，掌握儒学典籍。在蒋看来，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局面与当年太平天国差不多，所谓名教和道统都面临着危机。 中国所有的文化道德均有受其打破的形势 ，要保卫文化 ，首先高级将领就得将自身变成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尊孔读经的过程，内化依附道德，谙熟传统的统治术。
复古主义的第二种表现是袭古。蒋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现实的中国人不能像古人那样生活，不具备古人的道德水准，以至于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 。要改变这种状况，改善国民的自身素质，就非得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以古人为标准，向古人看齐，在所谓 食衣住行 上体现 礼义廉耻 。子弟要像古人那样忠孝齐备;家长要像古人那样慈悌俱全;军人要像古人那样 智仁勇 ;学生要像古人那样懂规矩;妇女也要像古人那样守妇德致力于持家教子，知礼明义 。总之，人人都学了古人，我们的文化自可以光大，民族也可以复兴。在这种以袭古为表征的新生活运动期间，各种仿古的行为规范贴满大街小巷，各路服务团上街指导行人的举止，一时甚嚣尘上。据蒋介石说， 新生活的所谓新 ，和现在一般人所谓的摩登或时髦是绝对不同的 ，实际上是一种袭古拟古的行为复归运动。
习古意在经典， 袭古着眼于仿行，两者的前提是一个，就是对中国古代人的理想化设想，对传统道德模式夸张性歌颂。这种过火的美古、颂古举动并不仅仅在于发思古之幽情，其真实意图无非是借美化古人勾勒出自己所需要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种行为，既不可能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也不可能真的复兴儒学，过度的赞誉和过度的贬损一样，对传统文化本身都意味着一种悲哀。
20世纪30年代，中国确确实实出现了一股文化复古的浪潮，其原因固然有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冲击，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而导致某种逆反心理的因素，但更有所谓 官方倡导的前提。当然，一个民族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出现短暂的复古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甚至可能涌现以复古为旗帜的真正的文化复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然而，蒋介石倡导的这次文化复古运动，虽然卷入者不乏真挚的学者，在文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贡献了不少成果，然而，这股浪潮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言，却无疑是一种反动，它并不具备真正民族复兴的含义，得益者只是一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政客。对亡灵的膜拜、古籍的推崇，不过意在开拓一种驯良政治的文化环境，造就忠孝节义的拟古良民。蒋介石以复古型的文化观为底色，以伦理性、功利实刚性的哲学理论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包括政治、伦理、教育、社会、宗教诸方面的庞大的维系意识体系。
与近代前一批的军阀所不同的是，蒋介石集团的发迹起始于一个半近代化的政党和一个显然具有进步意义的主义;而蒋介石多半的政治生涯又是以全国的统治者的面目出现。他的集团虽然在形式上包容了所有地方军阀，在意识上也留下了前代的沉渣。然而，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央性军阀，自身的规律不期而然地要驱使它向传统文治过渡，尽管这个过程由于时代的缘故并没能实现，但他的维系意识却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的集团，变成一种不太正常的统治意识，其集团的政治行为也缺少那种在其他军阀身上普遍存在的非法感和临时感。正因为上述的缘由，蒋介石的维系意识在某些特征上很接近于传统的常态统治者。除了加强军事集团内部的各种联系外，开始在全国推行道德意识、道德行为与道德秩序的强化。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一个军阀，一个来不及也不可能变成皇帝的最后的军阀。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有所意识。在大陆溃败前夕，他屡次责骂他的部下都变成了军阀：腐败、无能、自私。其实他自己也难逃此咎。军阀的本性终究使他把枪杆子、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不但阉割了孙中山遗下的党，而且阉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仅没能认真进行每一代中国政权都厉行的经济建设，反而因军事行动而摧残了微弱的中国工商业。满心指望的道德秩序也只能建立在刺刀尖上。显然，他的部下变成了军阀，把地盘和金钱放在第一位。这说明，蒋介石虽然花了很大的力气重建文论，他的集团在危机时刻还是暴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那种向后看的哲学，那种过于陈腐的维系道德，是不太可能赋予革命党以新的生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