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帝王们在没有做皇帝的时候，是不怕天下大乱的，在他们眼里“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但是，一旦黄袍加身，登上皇帝宝座，便换了个人似的，没有不希望稳定的。不但起兵造反的要坚决镇压，就是胡说乱说，议论国家大事，容易造成思想混乱的人，也是要严加惩处的。这方面，古今帝王中，周厉王尤甚。
周厉王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国王，且不说此人如何，但看他死后的谥号“厉王”，就知道此人之德性。辞源上对“厉”的解释为，“厉者，恶也，虐也。又，杀戮不辜曰厉，暴虐无亲曰厉。”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厉的意思是暴厉，就是酷虐，就是乱杀无辜，就是独夫民贼。
据历史记载，这位周厉王在位期间，横征暴敛，大权独揽，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财富都归到自己的名下。所以国人恨他，反对他，议论他。
国人的议论肯定不是歌功颂德了，有些话可能还很难听。所以，厉王不高兴了，一个国家“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国人乱说乱动，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于是周厉王派巫人监视老百姓，如果有谁敢搬弄是非，就把他抓起来，把脑袋砍掉。这一招，果然奏效，国人“道路以目”，相互瞅瞅就不错了，没有人再敢到一块议论什么了。
周厉王终于高兴起来，他对召公说：“我能制止他们胡说八道了，现在再也没有人敢对我进行诽谤了。”
但是，召公听了之后，非常忧虑地说：“大王啊！你这是在堵百姓的嘴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因此治水的人，都是开通沟渠让洪水通畅;治理百姓的人，都是开导让他们讲话。然后，好的加以推行，坏的加以防范，这样才能获得国人的拥护啊！”多好的建议啊！可是周厉王为什么就是不采纳呢？如果采纳，是不是就不会落到仅过三年就被国人流放的下场呢？
其实不然，大凡统治者都不是愚蠢的，他们比我们想像的要聪明得多。事实证明，愚蠢的恰恰是召公而不是厉王。
为什么这样说呢？作为一个大臣，给皇帝出主意，一定要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审时度势，脱离实际的主意不是好主意。
从当时的国情来看，如果周厉王是一个开明仁慈的君主，周王朝是一个国泰民安的国家，那么让大家敞开说吧，随便议论去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即便有点问题，解决解决也就行了。可是，当时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厉王是一个暴君，贪婪成性，对国人疯狂掠夺，残酷镇压。国人和君主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极端恶化的程度，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无法缓解。
所以，周厉王一点都不糊涂，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的残酷和暴虐，已经犯下了滔天罪行，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无论他怎样改变，国人都不会宽恕。况且他也不想改变，如果改变，就没了快乐，没了快乐，还当什么帝王？
许多人曾把召公的话奉为至宝，常常用来教训别人，其实这太单纯了。召公不过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还没有把周厉王想得非常坏，以为只要周厉王认真改正错误，还是能得到国人的宽恕和谅解。所以他希望周厉王能够开明一些，虚心纳言，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在人民心中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召公所说的疏导，就是不加限制地让国人随便说，那怎么行！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什么都不要让他们知道，知道了，就坏了事了。在一个国家，君主的所作所为，只有少数人才了解内情，只有少数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让这些人随便乱讲，就会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机，他们就会借机煽动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就会火上浇油，就会制造事端，就会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如果打开让老百姓说话的闸口，那就会像洪水一样，一泻千里，一发而不可收，厉王的统治就会顷刻瓦解。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只有堵这一条路了，反正稳定一天算一天，维持一年算一年。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
史书上说：由于厉王不听召公的话，“三年，乃流王于彘。”那意思就是说，厉王咎由自取，如果听了召公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厉王的统治就会长治久安地维持下去。其实这是写史人的偏见，如果厉王真的按照召公的话去做了，恐怕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了。
不过，以我之见，厉王的悲剧不在于没有听召公的话，而在于没有对自己进行正面宣传。假如他一面不准国人随便议论，防民之口，一面向国人宣传自己勤政爱民的先进事迹，树立开明仁爱君主的高大形象，管他真的假的，如戈培尔所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那么，再多维持几年大概还是没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