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东北沦陷史上，张景惠(1871 或1872-1957 或1959 年，辽宁台安人)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张景惠出身贫寒，家中开过豆腐坊，小时候只上过一年私塾，成年后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他曾与辽西一带的匪首勾结，依靠“说票”(指在绑匪和被绑人家族之间谈价钱的人)、赌博为生。1901 年，他加入地方民团，组织团练，为台安县八角台镇的大地主当“护勇”。后来，张作霖在与其他匪首争夺地盘时失败，率17 名匪徒来到八角台，与张景惠一同在八角台担任“地方保险”。不久，他们被官府招抚，张作霖出任奉天西路游击马队帮带，张景惠则在其手下出任中哨哨官。
自从投附了张作霖，张景惠一路仕途亨通，直到1928 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在由北平返回东北的途中魂归故里。其实，日本人所埋的炸药引爆时，张景惠与张作霖在同一辆专列上，可是他命大，只有腿部受了伤。半年后，继承父业的张学良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在东北军的内部争论中，张景惠倾向于“易帜”派，张学良便任命他出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景惠遭到日本人的监视，经人协调，日本人答应由他负责北满(即东省特别区)的治安。日本军方还要求他立刻表明立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张景惠以为：“如不表明态度，日军势必侵入北满，反不若借脱离中央之名保持北满，留待解决之为愈。”就在交出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电稿的第二天，张景惠派人去北平面见张学良，讲述了自己遭遇的一切。张学良指示：“须候中央解决，更令予继续维持现状。”然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无解决东三省问题的迹象，使得张景惠在“维持现状”的路上最终愈走愈远……
“九·一八”事变过去半年后，日本关东军加紧了建立“满洲国”的筹划。1932 年初，包括张景惠在内的东三省四巨头(另外3 人分别是马占山、臧式毅和熙洽)决定在沈阳召集会议，商议“联省自治”的问题。当时，张景惠刚刚出任宣布“独立”的黑龙江省省长。事实上，日本人早已占领了东三省，他们只是想给自己的行动冠上一个名堂，便动员末代皇帝溥仪出山，也动员东北四巨头召开会议。“建国会议”召开了7 天，东三省随后通电宣布独立，“ 满洲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张景惠在这个新政权里出任的第一个职务是“参议府议长”。
接下来，留在东北“维持局面”并与日本人周旋的张景惠，一步步获得日本人的信任，最终被推上“国务总理大臣”的前台。日本人之所以选中张景惠，是因为他“是伪满政界的元老，投降派的巨头之一，擅得于人和，是个‘好好先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在电报中这样向裕仁天皇描述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mān hān)，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其实，张景惠主持的伪满国务院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张景惠有时也会考虑到是对国人有利的事情才去做。比如，伪满时期东三省的城市建设包括整个地下管网的布局和设计，在当时都是相当先进的。
在东京被炸之前，日本人的败相已露。张景惠看到了这一点，他并未与日本人“一心一德”，而是有自己的盘算。1944 年末，伪满汉奸们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法奸被惩罚的消息，感同身受，忧心忡忡，唯有张景惠不动声色，依然如故。原来，他与蒋介石早有密约，所以心中有恃无恐。所谓“密约”，是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派人面谕张景惠，要他善自敷衍日本，以图后事等等，即所谓“曲线救国”。但是他没有料到，这一切到头来都成了泡影。
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4 天，张景惠与溥仪等人从“新京”(长春)搭列车逃往了通化大栗子沟。但是8 月17 日晚，他又以收拾残局为由返回“新京”，组织“治安维持会”。这位在乱世中起家的枭雄，这一次错估了形势，未能化险为夷。不久，他和溥仪等人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1950 年，苏联政府将伪满战犯移交中国，之后，他们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经过多年的改造后，1955 年，张景惠在他的笔供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自我悔悟和辩白的话：“回想(“九·一八”事变后)与板垣参谋会谈时，想到日本侵略东北之蓄意已久，此次事件无论将来由何方进行交涉，均难轻易得到解决，如使更有借口侵入北满，则事件既属扩大，解决将更棘手，是即告以负责维持北满之初心。其后，中央过问国联(国际联盟)，(张)学良迟迟不决，环境状况日非，日方威逼更甚，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到政务(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
1957(或1959)年1 月，张景惠病亡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