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杀手、女革命家、女博士、女律师、女大学校长、女法官、女厅长、女特使……这么多在我们今人看来似乎判若云泥、水火不相容、很不搭界的头衔，怎么会“戴”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呢？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国度，在曾经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这样的事也就真实地出现了。
这位女强人、“牛老太”、老前辈究竟是谁呢？
她叫郑毓秀(1891—1959)，别名苏梅，生于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西乡乡屋下村(今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乐群村)一个封建官吏家庭。祖父郑姚，穷苦出身，后在香港发迹，成为大商人，曾赈济黄河水灾，受到慈禧太后的封赐;父亲郑文治，清末户部一官吏。
她身上的“中国第一”可多了：她是第一位加入法国法律协会的中国人、中国近代史上女子参政第一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博士、第一位女性律师、第一位女性省级政务官、第一位女性地方法院院长、第一位女性审检两厅厅长、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第一位女性非官方外交特使……当然，她还是民国第一女杀手、深圳近代史上第一位著名女性。与秋瑾、宋庆龄、陈撷芬、何香凝、邓颖超等人一样，她是民国时期少数开风气之先的女中翘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出色的革命家和女权运动的鼓吹者。
根据史料记载，这位郑毓秀打生下来就与同龄的女孩子大不相同。她自幼聪明伶俐，其母为了让她有一技之长，便常常教她诵读经文;但她天性叛逆，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置于脑后。当时裹脚之风犹存，可她竟不缠脚，家人担忧她将来难以嫁人;然而任凭家人软硬兼施，年仅五六岁的小毓秀死活不让，家人无计可施最后只好作罢。
1904年郑毓秀年方13岁。当她得知祖母在她年幼时，就把自己许配给了当时的两广总督之子，竟颇为不满，亲自写信给男方，解除了这个未经其同意的婚约。为此她惹了一场风波，只好离家出走。翌年郑毓秀进入天津一所教会学校“崇实女塾”，接受西式教育。1907年她随姐姐东渡扶桑，在日本期间接受孙中山反清革命思想的熏陶，认识到要救国就只有反清。次年经廖仲恺介绍她参加了同盟会，不久即回国从事革命活动。
在此期间，孙中山联合海内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方式推翻清王朝，先后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批革命青年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尤其是批评孙中山等人“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同时革命党内也出现了一股“倒孙狂潮”。为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革命领袖们并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外的怀疑人士重树对革命的信心。
汪精卫计划自己和黄复生先期抵达北京作准备，然后由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进京。1909年10月，汪、黄两人乘英国船来到天津，郑毓秀专程迎接他们。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要她全力帮助汪、黄等人的暗杀活动。双方见面后，汪精卫说：“听说最近北京火车站盘查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易引起怀疑，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交给我好了。”凭借自己的机智勇敢和社交界的名气，以及一位西欧外交官和几位外国朋友的掩护和帮助，她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此后是在1911年末辛亥革命爆发后一两个月里，郑毓秀曾多次为革命党人秘密运送军火、传递情报，也干得很成功。
郑毓秀作为近代中国舞台上颇富传奇色彩的女性，曾两次参与革命党人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故被称为“民国第一女杀手”。(当然，她这个杀手与一般杀手还是大不相同的。她既不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可怕的那种，甚至连真刀实枪、面对面较量也没有。她更多的只是暗杀行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和指挥;而且第一次计划又并未真正实施，第二次则只是旁观人家去干——这人还是她姐姐的男朋友。但作为一个女流之辈，况且是早在整整100年之前，那还是很了不起的。)
第一次是刺杀袁世凯。时值辛亥革命爆发，清廷恐惧，为挽时局，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希望他成为第二个曾国藩，以镇压革命党人。于是，革命党人决定行刺袁世凯。 1912年1月9日，革命党人罗明典等得知袁将于翌日早晨上朝，于是，郑毓秀等十余人聚集商量，决定先暗杀袁世凯，以铲除革命的真正障碍。根据刺杀行动计划，将参与成员分成4组：第一组隐匿于三义茶叶店楼上;第二组在详宜坊酒楼伪装饮酒;第三组在东安市场前徘徊;第四组郑毓秀与另二人则共乘马车一辆，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大街之间，郑是总负责人之一。各组准备在预定地点同时向袁投掷炸弹。
1月15日，各组已准备奔赴战斗岗位时，郑毓秀却突然接到同盟会驻北京支部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的行动。因为最新情况表明，南北议和的真正阻力是来自良弼而不是袁世凯。郑遂连夜行动，但寻找非常困难，只根据平时线索通知了其中8位战友;而未接到通知的战友们，还是按原计划实施了刺杀袁的行动。郑毓秀自己一人则坚持到了最后。但刺袁未遂(因计划改变，多数成员撤退，故爆炸威力减小，使袁得以捡回性命一条，仅炸死其卫队长及卫兵数名、坐驭一匹)，大批军警赶到出事地点，当场捕获了十余人。郑当时正在现场，还斗胆开了枪，由于她机智勇敢，最终得以脱离险境。当晚，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对所抓获的十余人亲自审讯，后来其中7人由郑毓秀去找外国记者出面保释、1人(即真正的投弹者严济芬)逃脱;但另3人却在射击时被捕，罪证确实，立即枪决。
刺袁行动十几天后，郑毓秀又加入行刺良弼的第二次暗杀活动。良是满人，他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军队，是宗社党核心人物;且坚决反对清帝退位，顽固守旧，成为革命党的死对头。郑毓秀等人接到任务以后，吸取了刺袁行动的教训，改变了行刺方法，决定派一人先接近良，然后近距离炸死他。担当刺杀任务的是革命党人彭家珍，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其时彭正与郑的姐姐处在热恋之中，生离死别、有去无回，郑的姐姐伤心欲绝，当场晕厥。郑毓秀也十分悲伤、泪如雨下。但为了革命事业，她仍然坚决支持彭的行刺行动。1月26日，由于郑等人的周密安排，刺杀良弼的行动终于成功(彭家珍化装成传达员，打入良弼寓所，靠近刚回家的良弼，适时引爆炸弹，结果当场牺牲;良弼身受重伤，于两日后死去)。
郑毓秀干了几年出生入死、轰轰烈烈、惊险刺激的革命工作以后，忽然发觉救国救民仅有热情远远不够，必须具备先进的思想和技术，才能有真正的用武之地。再加上她已获知袁世凯有暗杀自己的计划，于是在1914年选择了出国留学的计划，而其革命生涯便暂告一段落。
她到了法国巴黎，取了个洋文名叫苏梅，进入巴黎大学前身索邦大学攻读法学专业，学习期间依旧忙于社交界，是巴黎华人女性的杰出代表。经过3年的刻苦攻读，她于191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她还加入了法国法律协会，是该学会的第一位中国人。
郑毓秀不但聪明好学、为人热情，且性格温和、风度优雅、能言善辩，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有一次在法国大学成立中法协会时，她面对数千听众登台发表演说，用慷慨激昂的语气宣扬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以及爱和平、重信义的传统美德，使听众耳目一新。此后，欧洲各国文人、政府都向她了解中国的真相。郑毓秀也因此闻名巴黎，在留法学生中可算得上是一个佼佼者。翌年，她受南方军政府吴玉章主持的外交委员会委派，在法国进行国民外交工作。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出席。郑毓秀因精通英、法两语，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成员，担任联络和翻译工作。她当时还是留法学生组织的重要领袖，经常组织留学生到中国代表团驻地游行、请愿，要求代表团拒绝签字。
巴黎和会期间，给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郑毓秀所导演的“玫瑰枝事件”。在西方列强操纵的和会上，相关条约均不利中国，外交失败引发国内著名的“五四运动”。因局势紧张，来自人民的压力很大，北京政府便把责任推给外交总长、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团长陆征祥。这使陆左右为难，提出辞职又不准，便装病躲进巴黎近郊圣克卢德医院。就在和会签字的头天晚上，即1919年6月27日，300多名留法学生和华工包围陆征祥的下榻地，要求他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由于郑毓秀出色的辩论和外交才能，她被推举为代表与陆谈判。而此时陆征祥已接到北京政府示意，准备在和约上签字。郑急中生智，在花园里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里，顶住陆，声色俱厉地说：“你要签字，我这支枪可不会放过你。”陆征祥不敢去凡尔赛宫签字，保留了中国政府收回山东的权利。后来郑毓秀还将这根玫瑰枝带回祖国，在客厅里悬挂多年。
早在1919年，广州军政府外交部便任命郑毓秀为外交调查名誉会员，被称为“中国女子参政之先例”。次年郑毓秀应吴玉章邀请，从法国回国，赴四川宣传男女平权，鼓励女生出国留学。同年12月，郑毓秀与张申府、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等人同船返归法国;郑还亲自带了四川女生张振华等6人赴法，为她们筹措旅费，到法勤工俭学。
1924年品学兼优的郑毓秀终于取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博士。翌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并撰写了大量重要学术著作。1926年郑毓秀与同学魏道明博士在上海法租界开设一个律师事务所，执行律师业务，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律师。同年两人结为伉俪。以后，郑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人际关系，积极参与一些重大的社会事务活动，开始扬名上海滩。
郑毓秀还在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里担任过多项重要社会职务。1927年后她历任上海审判厅厅长、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上海发行院院长，而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省级政务官、第一位女性地方法院院长、第一位女性审检两厅厅长。1929年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是五人起草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抗战期间，郑任教育部次长。
1942年郑毓秀丈夫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穗成了大使夫人，协助夫君开展外交工作，是中国第一位女性非官方外交特使。第二年，郑毓秀陪同宋美龄访美，深谙政治的罗斯福总统夫人称赞她“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杜鲁门总统夫人虽不过问政治，但仍和她结为知己。1947年魏道明改任台湾省主席，郑毓秀随夫赴台北。1948年陈诚取代魏任台湾省主席，不久魏、郑夫妇移居美国，从此淡出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