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建立后，朱元璋的“小伙伴们”全部成为帝国的开国元勋，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权利与待遇。比朱元璋小4岁的徐达甚至成为这些武将中的首席功臣。最后，这些人除了早死的之外，只有一位中风后不停地淌口水的汤和算是逃脱了洪武皇帝的荼毒，其余无一善终，有的还死得极其悲惨。这些都是后话。
而在打江山的过程中，无论如何，朱元璋的舍生忘死、“有肉大家吃”的义气、才干及其对未来的预期，可能是相当多的好汉死心塌地跟着他的重要原因。
显然，江湖义气这玩意儿，既不是争夺江山手段的全部，也不是朱元璋的专利。对于大凡想要建立自己班底、笼络人心的中国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必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朱元璋最重要的对手之一张士诚也是深暗个中三昧的老手。
张士诚是泰州地区的一个私盐贩子。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很难想像，从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开始，食盐这种基本民生用品就一直垄断在国家手里，由官府所专卖。由此，有效地培养起了一个专门从事食盐走私的行业。
贩卖私盐有利可图，却也相当危险。据史书记载，元明时期，制作精良的私盐价格在大多数时候只有粗糙的官盐价格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形下，私盐销售仍然有利可图。由此可见官府垄断经营的恶劣程度。
唯其如此，历代王朝对此控制得都很严酷。
唐代法律规定，走私食盐一石者，即处死刑。就是说，当时的一条人命相当于一百多斤食盐;到了五代十国时，则是不论多少，抓住就杀头，比今天惩治贩毒最严厉的国家还要吓人;宋代最宽厚，取消了走私食盐的死刑;元明清三个朝代则又一次规定，走私食盐而又拒捕者，处死。(沈家本《历代刑法考》)
根据短缺经济学理论，不必深入考究，一个国家用如此令人畏惧的刑罚垄断自己的人民消费一种生活必需品时，导致的后果必定包含而又不限于如下数种：
——社会在此方面的整体停滞。
——官方强迫提供质次价高的恶劣产品与交易方式。
——培育出如狼似虎的贪官污吏。
——走私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
——培养出与国家和社会为敌的、贪婪的力量与社会心理。
泰州白驹场盐丁张士诚就是在这种制度之下培养出来的一个私盐贩子。
泰州白驹场的治下在今天江苏大丰。公元1353年，即元至正十三年，张士诚32岁。史书记载说，他“颇轻财好施，得群辈心”。(《明史》卷35，张士诚传)意思是，此人并不拿钱当回事，时常仗义疏财，因此相当得众人心。在官修正史《明史》中，也清楚记载了他在贩私盐时，遭受官吏与富豪欺凌侮辱的情形。使我们的上述说明，部分地得到了佐证。这一年正月，他与自己的几个弟弟和贩运私盐的一帮同伴，号称“十八兄弟”，杀掉当地为非作歹的官吏与富豪，起兵造反。
从时间上看，他比朱元璋投奔造反军还晚了一年，但其起点却比朱元璋高出许多。原因可能是在充满风险与变数的贩运私盐生涯中，张士诚早已建立起了自己的人马班底与组织网络。因此，他不像朱元璋那样，以投奔别人的造反部队当一个小兵开始，而是出手便自立门户，自成一派。
这些私盐贩子精明强悍，相互间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战斗力颇为可观。
当年五月，张士诚在攻破泰州、兴化等地之后，占领高邮，称周王，从而声威大震。结果，引来元帝国宰相脱脱亲率重军征剿。
这位脱脱宰相号称能文能武。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官修正史——堂皇二十四史中的《辽史》、《金史》和卷帙最为庞大繁杂的《宋史》，都是由此人主持修撰的。这样一位人物，应该算是有元一代最高决策层高官中，受华夏文明文化浸润颇深的一类了。在他的主持下，元帝国恢复科举取士、太庙祭祀，变更钞法，治理黄河等，史称“更化”。在元朝称得上是少见的明白人。因此，在古今中外元明史学者的口中笔下，对此人常有褒赞，并被认为是元帝国最后的希望。(《元史》卷138，脱脱传)
然而，正是这位宰相的作为与命运——如前所述，就是这位宰相曾经为自己的弟弟谎报战功——准确地预示了大元帝国的不可救药与不配有更好的结局。
公元1352年，即元至正十二年九月，脱脱率军征剿徐州的红巾军。我们知道，徐州古称彭城，乃今天鲁、豫、皖、苏四省交汇处的第一繁华之地，人口常在数十万之间，为古今兵家必争之重镇。政府军队攻破城池后，作为整个国家行政首相的这位脱脱宰相，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屠城。(《元史》卷138，脱脱传)
明正统《彭城志》记载说，此次屠城，徐州男女老幼无一幸免，以至于十六年过后，大明帝国宣告立国，这里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弥望”，残砖废瓦荒草萋萋中，出没着狐鼠豺兔。(《明正统彭城志》)
时年24周岁的朱元璋，就是在这一年投奔了红巾军。
两年后，公元1354年，即元至正十四年，以血洗徐州之功晋升为太师的脱脱，再次率领百万大军征剿占据高邮的张士诚。史书记载其出师盛况云：“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卷138，脱脱传)
这场高邮大战昏天黑地地打了三个月，外城已被攻破，内城危在旦夕，张士诚弹尽粮绝，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事件发生了。
脱脱宰相在前线领兵浴血奋战，即将大功告成。谁知，京城中有一位权贵很想要这个宰相权位，于是在皇帝面前控告脱脱。大意是说：天下盗贼蜂拥而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宰相不称职导致了人民的怨恨。只要罢免脱脱的宰相职位，天下自然就太平无事了。此时，皇帝以为叛乱真的已经平息，也有些担心脱脱功劳太大，不好安置。听了这个指控，正合寡意。于是立即下诏，指控脱脱师老糜财，下令罢职流放。皇帝的诏书中用语极为严厉，曰：若胆敢抗命，即时处死。
结果，事情变得完全无法收拾，诏书下达到高邮前线时，数十万大军无不忿恨，哭声震天，一时间溃不成军，风流云散，其中大批士兵投奔了红巾军。(《元史》卷138，脱脱传)张士诚虽然侥幸，但以高邮弹丸之地，能够与号称百万的国家正规军周旋、对抗三个多月，也足见其顽强凶悍了。
此后，续上了一口气的张士诚，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狂飙般席卷了东南沿海一带，今天江苏、浙江、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最富庶地区尽入张士诚手中。在当时，这里便号称东南膏腴之地，以“天下赋税尽出其半”而傲视宇内。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出于此地，很有可能是那时候全世界最富裕的地方。
从庞杂的史料中判断，张士诚生性迟重却精明能干，沉默寡言而顽强机诈，重然诺，讲义气，而且对人慷慨大度，十分宽厚。(《明史》卷35，张士诚传)按照中国古代人甚至现代人的标准，这是一些很优秀的品质。这种品质可能是帮助他团结了一大批同志和战友，从而打下这片基业的重要因素。
张士诚将大本营设置在苏州，建立起了割据一方的政权之后，对于与自己一同起事的老弟兄相当够朋友讲义气。他使他们每个人都成了手握重兵或重权的高官大吏。同时，他对文人士大夫极其友善，对百姓也轻徭薄赋。同时，他还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此，赢得治下人民相当广泛的支持。
这一点，曾经使朱元璋极为恼火，以至于当了皇帝后还抱怨说：“当初张士诚窃据江东，那儿的老百姓至今还称呼他为张王。我为天子，那帮家伙反而只叫我为老头儿。”(吕毖《明朝小史》卷1洪武纪，“老头儿”)因此，打下苏松地区后，朱元璋曾经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要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居民。后来，勉强改为向该地区征收比以前高出十余倍，最高达三十三倍的重税，以示惩戒。这是明代为什么苏松地区赋税特重的原因，也为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埋下了特别意味深长的伏笔。此是后话。(郑克晟《明清史探实》，35—40页，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
既然如此，张士诚又是如何败在朱元璋手下的呢？其中，必定有比江湖义气更为重要的东西在发生作用。
有一种说法认为，张士诚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母亲也是一位享有广泛贤良名声的老太太。后来，朱元璋攻打苏州之前，曾经专门下令给前敌总指挥徐达，让他严格约束部下，不许惊动老太太在苏州的坟墓。(《明太祖实录》卷16)到了公元1964年6月，苏州要扩建一所小学，发现这位老太太的墓仍然完整无损，表明朱元璋的命令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据说，这位老太太对张士诚家教极严，致使张士诚称王之后，有一段时间，“自奉甚俭”，就是说不近女色，不铺张奢侈，表现得很有气象。
对此，张士诚感觉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与他一同起事的那些老弟兄们的心情，却显得相当痛苦，以前做私盐贩子时，要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们的窝囊气，如今，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踏着多少人的尸体打下了这片锦绣江山，弟兄们也都当上了大官——不是大臣，就是大将，可是却不能痛痛快快地享受荣华富贵醇酒妇人。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既然如此，要这江山和权力干什么用？
此时，如果张士诚告诉他们：“天下还没有拿到手，大敌当前，任重道远，弟兄们还需努力。”他们可能还会再拼一把。可惜，张士诚自己并没有这种打算。这位私盐贩子出身的好汉毕竟目光短浅了些。他对占据了中国最为繁华富裕的鱼米之乡极感满足，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雄心壮志。他很想保境安民，不愿再冒什么太大的风险。他甚至没弄明白，值此天下大乱之际，虎狼遍地，自己已然处身于不是吃人，就是被吃的境地，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者，此之谓也。他不知道，狼顾虎视之下，想单独保住自己的一方基业，从而长享富贵是没有可能的。
然而，张士诚可能还真就是这么想的，他的所有“基本国策”都是围绕着这种胸无大志的想法展开的。这种远大志向与战略眼光的缺失，甚至根本称不上是一种战略的战略，可能是张士诚屡屡错失良机，并最终栽在朱元璋手中的重要原因。须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元璋的形势与实力都曾经远远不如这位张士诚。
很难说，是江湖义气妨碍了张士诚的战略眼光与心胸，还是本来就缺少雄才大略，从而使他的江湖义气被推到极致，达到了一种名副其实滥用的程度。换个角度或许也可以说，如果当初起兵时他还有一些雄心的话，那么，如今在这温柔富贵乡里，也消磨得只剩下一些已经无用、反而有害的江湖义气了——尽管这份义气曾经帮助他达到了今日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