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二年，丁宝桢由长沙知府擢升山东按察使，甫上任，即遇到了一个权贵，谁呢？铁帽子王僧格林沁。当时山东一带闹捻军，僧格林沁打了几个胜仗，突然倨傲起来，召见副省级以下官员，一概不设座，想喝茶？门也没有。丁宝桢是按察使，有缉盗之责，履任前必须去僧王那儿报到，绕不过去， 听说连座位也没有，心里很不乐意。他简单梳理了僧格林沁的性格特点及当前平叛态势，想出了一个既能找回尊严又不至罹祸的办法。史书上是这样说的：他到了行辕，将名片交给门卫，并再三强调，你去跟僧王说，如果让我坐着说话，那就见，否则这个程序就免了。当时在场的人无不大惊失色，没想到僧格林沁听到通报，却丝毫没生气：嗯，姓丁的比我强。然后带着一副笑脸，隆重接见了丁宝桢。
从这段记载来看，丁宝桢的底气大抵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深知僧格林沁的为人，比较质朴诚实，治军公廉无私，属于有勇无谋的那类人。对付此类权贵，顺毛驴不行，得跟他玩点特立独行，好比程咬金遇牛皋，拼的就是个不服气和惺惺相惜！二是做足功课，有恃无恐。讨价虚礼，也许会触怒王爷，但有实实在在的对敌策略，投其所需，是可以避祸的。摆平僧格林沁，丁宝桢在山东官场瞬间成了名人，仕途也迎来峰回路转。巡抚阎敬铭“大称异”，亲自去郊外迎接，此后事无大小，皆咨询他而后实施，不久又主动退休，保举他做了山东巡抚。同治八年，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安德海萌萌哒出场了，——钦差江南，采办皇帝大婚的用品。这是一位不是权贵胜似权贵的家伙，有着巨大的保护伞，据说平时连小皇帝载淳、恭亲王奕訢也不放在眼里，更别说一般王公大臣了。显然，摆平了他，就等于摆平了慈禧。
虽说大清朝自顺治开始就有制度，四品以下太监，“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有太后罩着，六品蓝领的小安子还是优哉游哉地出了皇城，坐着豪华楼船，拥着女优名伶，悬着龙凤旗帜，沿大运河一路招摇南下，“所过招纳权贿，无敢发者”。大伙儿都知道，这家伙不好惹，主要是他背后的那个人不好惹，丢了乌纱事小，丢了脑袋事大。丁宝桢焉不知安德海的背景？当他收到德州知州赵新的详细报告后，一边六百里加急给军机处上了密折，紧扣“违制”与“不法”两条罪名，请军机处裁决;一边下令当地衙门抓捕安德海，押往济南，他要亲自审讯。那么，问题出现了：他为何不直接给慈禧太后呈送密折？难道不知道当时的军机处也要向两宫太后汇报的吗？在未得到许可之前，就锁拿钦差，审查钦差，如果朝廷追究下来，他该怎办？这就要说到丁宝桢的洞察力与智慧了。
首先掌握证据，他从赵新的报告中发现了两个问题。按例，钦差外出，朝廷需“明降谕旨”，其他相关公文也要提前下达给沿途各衙门，以便迎送。但小安子出京，啥文件没有，这是其一;其二，钦差外出，兵部应给予“传牌勘合”，也就是合法的身份证件，钦差凭证件可在沿途获取相应的资源帮助，而小安子一路上只是勒索，并未出示“传牌勘合”。有这两个问题在，可以治安德海一个“假冒钦差”的罪，杀了也白杀。而自己身为地方官，“不得不截拿审办，以昭慎重”，尽职尽责，总不会是错了吧。其次转移风险。给慈禧上密折，等于是告诉她，“我知道小安子是您派遣的”。那么好了，太岁头上动土，慈禧的老脸往哪儿搁？风险太大。把球踢给军机处，缓冲一下，太后的脸上也好看。允许惩治最好，将来有事，军机处先扛着;若不许，那就将错就错，先斩后奏，反正有“假冒”的证据。
据李岚博士研究说，丁宝桢“见机行事、巧妙地利用了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同治帝宫廷政治斗争的复杂关系，……智斩权监安德海”。这说明丁宝桢对朝廷政治斗争的症候也把握得准确。随着安德海人头落地，丁宝桢彻底摆平了当时最大的权贵——慈禧太后。光绪二年九月，57岁的他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接见，授头品顶戴、升四川总督，慈禧似乎完全忘记了小安子是怎么死的，还特地为“凶手”写了一幅字：“国之宝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