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嗣是唐朝中期人，在大唐帝国的军事史上绝对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是玄宗时期最出色的军事家之一。历史评价他用兵如神，智勇兼备，尤为难得的是，他品质高尚，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军队中都有极高的威望和地位。在他九岁那年，父亲以帝国军官的身份战死沙场，玄宗皇帝在慰问王家人时看到了王忠嗣，就说道：“你是大将之后，将来长大成人定是良将。”玄宗皇帝用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践了这句话，王忠嗣不惑之年时就已经成为帝国的边疆元帅，任四镇节度使，统领帝国劲兵二十多万。在西北与吐蕃的战争中，王忠嗣屡立战功，并且为帝国培养了一批诸如哥舒翰、李光弼这样的军事人才。但王忠嗣的军事思想却趋向于保守，他认为对吐蕃的战争虽然持续地胜利，却不能主动进攻，而是采取防守安边的策略。他常对自己的部下说，当太平时期的元帅，只要爱护士卒，勤加训练即可，不要耗费国家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
王将军所以能得帝国上下的尊敬，其在军事的这种思想可能是一个原因。如他所言，太平时期不要折腾，倘若对手不是太得寸进尺，应该为自己和对手留一点余地。但他的这种思想却与皇帝玄宗的思想大相径庭。玄宗在执政后期，已经陷入一个妄自尊大，不可一世的天朝上国的怪圈。对周边地区动用武力，乃至于极限，是他的一贯思想。玄宗时代，与周边地区的战争大都由唐帝国主动挑起。这当然是历史规则，谁强谁折腾。而王将军的思想显然是不被玄宗皇帝所喜欢的，几年后，玄宗皇帝认为王忠嗣手握重兵却不能建立大功业，渐渐地对他产生了不满。
就在不被皇帝信任的时候，王忠嗣又为自己雪上加霜。他给玄宗皇帝的一份奏章中提到一个关于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问题，王忠嗣认为，安禄山必反。安禄山必反这一预言恐怕只有玄宗不相信。前任宰相张九龄就预言过，甚至连不懂帝国格局的诗人李白都发出过提醒。但玄宗就是不信。王忠嗣提出的这个问题使得玄宗略加重视，这是因为王忠嗣手握重兵，其所提出这一预言的依据也是认为安禄山手握重兵，并从安禄山的为人处世上下定论，此人非奸即恶。玄宗皇帝还没有做好准备该如何应对王忠嗣的预言，宰相李林甫及时站了出来。李林甫与安禄山的关系很好，二人臭味相投，并且互有所求。他立即上言，认为王忠嗣是四镇节度使，想要造反，要比安禄山的成功性大。这个诋毁是相当恶毒的。李林甫如此诋毁王忠嗣，还有一个原因。唐制，地方节度使如果功勋卓著，并是知识分子，就有机会进入朝中为宰相。李林甫不想让王忠嗣进入长安为宰相，所以尽量诋毁他，并且建议玄宗皇帝从当时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少数民族将领中选择一个人来担任节度使。玄宗同意了他的意见。
王忠嗣得知这样的消息后，立即请求辞去二镇的节度使职位，以避功高震主之嫌，玄宗立即批准。不过，王忠嗣还是没有从这件事情上看到自己的危机。一个看不到自己危机，或者说死守自己主义的人必将会面临危机。
就在王忠嗣主动解下二镇节度使后不久，玄宗皇帝命令他攻击吐蕃的石堡城。石堡城并非是一座城，它以悬崖为城，有金汤之固，根本不怕敌人架云梯，打隧道，没有一般城池所具有的顾虑，大型攻城器械也因为道路的不便而失去作用。它居高临下，扼守着军事要道，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王忠嗣几乎没有任何考虑，就告诫朝廷说，石堡城形势险固，非死亡数万士卒不能拔取，不如等待有利时机，再行攻取。玄宗皇帝看到这样的言语后，当然是非常不满的。他撇开了王忠嗣，而是让王将军分兵数万给另一位将军董延光，让董将军去攻石堡城。
玄宗皇帝的决定无异等于给了王忠嗣一个最严厉的警告。王忠嗣手下的将领希望王忠嗣能对自己的主义有所变通，但王忠嗣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之所以不用几万人的生命去换取一座石堡城，是因为取得了也不能控制对方，而这城在吐蕃手里对我们也不会产生什么威胁，所以我才不肯出兵。倘若皇帝真要问罪，最重的惩罚不过是贬我到南方去做个小官。我无论如何都说服不了自己用几万人的生命来保我的官位！”
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王忠嗣的话的确可圈可点。但他忘记了他的身份，身为军人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董延光在进攻不久后，就遭遇大惨败。这位能力不足的将军立即把责任推到了王忠嗣身上，在给长安的报告中，他提到王忠嗣“阻挠”他的军事计划。玄宗皇帝不得不怒，王忠嗣也并没有为此事做任何的辩解。李林甫这个时候又突然跳了出来，他落井下石说王忠嗣要谋反。玄宗立即将王忠嗣革职，令人将其带回长安，然后命三司(刑部、御使台、大理寺)审问，审问的结果是，王忠嗣被判死刑。
王忠嗣被判死刑的消息传到他的部下——时继任垄右节度使的哥舒翰耳中后，这位将领立？入朝，誓死保王忠嗣不反。虽然李林甫这个时候仍旧对王忠嗣大肆诬陷，玄宗皇帝还是改了主意，将王忠嗣死罪免去，被贬为太守。两年后，王忠嗣在任上暴病而死。同年，歌舒翰领命攻打石堡城，在死掉数万人的代价下将此城攻克，仅俘获吐蕃兵400人。王忠嗣并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而他的死至今仍旧是个谜。
如果单从这个诬陷案的叙述来看，这个案子是一件很简单的落井下石案，李林甫是下石者，落在井里的则是王忠嗣。王忠嗣为什么会落到井里，是因为他在军事上的主张不能与玄宗皇帝合拍。而这件事情众所周知，否则，那个主动请缨的董将军就不会在战败后把所有责任一股脑地扣到了王忠嗣的头上。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王忠嗣和太子李亨是幼时的好友，在成为四镇节度使后，王忠嗣并没有如安禄山那样时刻向玄宗表忠心，相反，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到了太子李亨这面。作为皇帝，特别是唐朝的皇帝，特别担心的就是太子势力过大而引起宫廷政变，唐朝历史上发生了多次宫廷政变，玄宗本人就是通过宫廷政变登基，他对东宫势力一直采取压制态度。所以，王忠嗣的主动与太子友好就犯了他的大忌讳。
而李林甫为什么能扔下一块石头就能命中王忠嗣呢，换成别人可有这样的效果呢？李林甫可谓是中国历史上“口蜜腹剑”的典型人物，但在玄宗皇帝眼中，这个人却是另外一副样子。玄宗皇帝认为，李林甫善解人意，懂事听话，从不跟他唱反调，满足了他的心理。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皇帝在东都洛阳住得时间久了，就想回长安。当时的宰相裴耀卿向他进言说，当下正是农民收割季节，倘若回长安，劳师动众影响农事。玄宗皇帝虽然很想回，但也只好作罢。当大臣们都退出后，李林甫故意瘸着走路，渐渐地落在后面。玄宗就问他腿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我不是有病，而是有事要与皇上说。玄宗问他有什么事。他就说：洛阳、长安本来是皇上东宫、西宫，皇上要去什么地方，何必要等待时机。如果说妨害农事，只要免除所经地方的租赋就可以了。
这段话说得非常巧妙，先是把玄宗抬到了至尊无上的皇帝位上，皇帝没有令行禁止的规定。然后又替皇帝出主意，让他成为一个明君：只要免除所经地方的租赋就可以了。
玄宗当然大喜欢，立即下令驾车回长安。
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李林甫“工于心计，善于奉迎”的本事有多大了。《新唐书》说他“特以便佞，故得大任”。他还“深结宦官及妃嫔家，伺候上动静，无不知之，由是每奏对，称旨，上悦之”。这样的一个人无论如何都是会被任何皇帝喜欢的，这正是他为什么可以下石一击必中王忠嗣的原因。
《资治通鉴》有一段话可作为君臣二人的写照：“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玄宗皇帝到底对李林甫喜欢信任到了什么程度，他有一段对高力士的话可供参考：“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答道：“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玄宗的反应如何，居然是“不悦”。
所以说，王忠嗣被李林甫落井下石是无药可医的，因为操纵其荣辱死生的玄宗皇帝就是落井下石的保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