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历史，自秦朝以来，基本就是儒家的发展史。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政策的实施，儒家开始正式作为封建帝国的官方哲学而流传于世。儒家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提倡人治，靠圣哲、贤人的力量感化众生，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可就是这样一个提倡人治的学派，竟然诞生出一个提倡法治的儒学宗师，他的思想学说，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是儒家先秦时期最富盛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此独树一帜而惊才艳绝的人物是谁呢？
姓氏被叫错两千多年的悲剧人物
这个人我们多多少少听过他的一些名头，他叫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周朝战国末期赵国猗氏人，也就是今山西安泽人。战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时人尊称“荀卿”。
人们一般都以为荀子姓荀，这其实是一个错误。有人说，西汉时为避汉宣帝刘询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所以称呼荀子为孙卿。
可是，除《史记》，先秦两汉的著作都称荀子为“孙”。特别是《荀子》一书，几乎都称“孙”。韩非为荀子学生，其著作也称“孙子”。所以，称荀是后起之说，荀子当为孙子。
“三进三出”的最牛校长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后人对荀子争议颇大，有的说他是孔门嫡传，有的说他是儒门异端;有的说他是法家，是黄老思想家，有的说他是经师，是专制主义理论的祖师……
荀子之所以如此引人非议，在于他思想之驳杂。先秦诸子的思想倾向都很鲜明，学派归属一般不成问题。只有荀子是个例外，在他的统一的理论体系中融汇了不同学派的思想观点。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气象，奠定了荀子思想巨人的独特地位。而他这种驳杂的思想来源，与他在稷下学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稷下学宫可谓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机构，齐国稷下之学正盛，齐王招集天下贤才而“尊宠之”。田骄、慎到、接子这些著名的学者，都齐聚齐国稷下学宫，号为列大夫，享受优渥的政治生活待遇，不治而议论，作书以刺世。荀子来稷下游学，但他对诸子之事都有批评，认为“非先王之法”，当时的他已经五十岁了。
公元前286至前285年，齐王灭掉了宋国，荀子曾进行谏诤要重视德治，但当时刚取得军事胜利，正在高兴头上的齐王怎么会扫自己的兴呢？荀子的主张当然不获采纳，于是失望的荀子就离开了齐国，结束了他第一段稷下学宫的生涯。
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韩、魏、秦王国之师攻齐，陷齐都临淄。齐襄王复国后，吸取先王的教训，又招集亡散的学士，重整稷下学宫，“修列大夫之缺”。这时，荀子在楚国，正逢秦将白起攻楚，陷郢烧夷陵，举国大乱，楚人仓惶迁都于陈。
荀子在战乱中离楚来齐，参加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由于田骄等老一辈的学者已死，慎到、接子又不在齐国，荀子凭他的学识和才德，在复办的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可谓稷下学宫的领袖，成为稷下学宫有史以来最牛的校长。
一生漂泊，客死他乡
齐襄王死后，荀子在齐国郁郁不得志，秦国于此时聘请他入秦，荀子遂离齐赴秦，对秦国的政治、军事、民情风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进行了考察。他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力术止、义术行”。秦昭王虽然口头称善，但他事实上正忙于兼并战争。所以荀子的学说在秦国无法得到推广，于是荀子又只好离开秦国而往游他国。
后来，荀子到了赵国，曾在赵孝成王前与临武君议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张，以“王兵”折服了临武君的“诈兵”，使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不得不称“善”。但处于“争于气力”的当时，赵王“卒不能用”。于是他只好离开家乡而又回到齐国。
齐国这时齐王建在位，但朝政由齐襄王的皇后控制。荀子向齐相进言，论述齐国内外大势，劝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并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弊政进行了批评。
结果，正如《史记·孟荀列传》所载：“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荀子冷言进谏反而受到了谗言的攻击，因此他在齐国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转而赴楚，正碰上楚灭鲁新得兰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
荀子在楚为兰陵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任职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进谗，于是他只好离楚而回到赵国。在家邦，荀子这次得到了较高的礼遇。任他为“上卿”或“上客”。楚人听到后，就劝谏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请孙子于赵”。荀子致信辞谢，对楚政多所批评。春申君深为后悔，又一再坚请。可能是为春申君的诚意所动，荀子又回到楚国，复任兰陵令。
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春申君死于政治斗争。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废官居家于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最后客死于兰陵，结束了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传奇人生。
“法律和道德一样重要”
在春秋战国的战乱年代，学者们的观点大多“非黑即白”：有的觉得道德至上，道德能让统治更稳定和谐，比如儒家;有的认为法律是万能的，一切问题用法律都能得到圆满地解决，比如法家。
作为独树一帜的传奇人物，荀子，一个儒家的“宗师级高手”，他思想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他在强调德治的同时，并没有处于学派观点的偏见，清晰地认识到法律可以弥补许多道德“管不到”的灰色地段，德治与法治应该放在同等的地位，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他“隆礼重法”的著名思想。
“隆礼”“重法”，是荀子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而提出的新思想，这是基于人性恶的理论。他认为，人生来就有欲，“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有欲必有争，因此人性是恶的。“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要发挥“礼义”的教化作用，借以改造生来不良的人性，同时还要并用刑罚制服性情顽劣之人。他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把儒、法两家对立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
在国家治理上，荀子非常看重“礼”。荀子认为礼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在治礼的过程中，不能只顾及人的欲望，而要让物与欲两者相持而长，在物质的增长和欲望的增长之间保持平衡。
在荀子看来，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欲的，而礼的作用则在对人的利欲的无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间不免有冲突。为了确保公共秩序的正常运转，礼的遵循不免要诉诸于一种强制性。由此，礼转为法。因此，荀子常有“礼法之枢要”“礼法之大分”的提法，而以礼法并称。在荀子那里，礼是介于义和法之间的一个范畴。在义礼并称时，礼多是指道德。
在礼和法并称时，礼多指制度。荀子说礼是法之大分时，既是指礼为立法的原则，又是指礼作为原则的道德立场。法的制定和形式不纯属利益分配的问题，还有一个道义问题;法的一律化打破了贵族和平民的界限，使一切人平等。但是礼的持守却仍然使得有学养的人们不至于沉落。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和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
也就是说，在礼法关系上，“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是法律制定的来源依据，法是对礼的必要补充。“宽猛相济”，礼法结合，王道霸道并用，提示出维护统治秩序的真谛，既需要暴力的强制，更需要说教的教导。
将“霸道”与“王道”杂之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辩题，就是霸道为上，还是王道为上的问题。这也是儒家和法家争锋的焦点。“王道”是说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霸道”指以武力、刑法、权势等统治天下的政策。
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
他认为，“王道”和“霸道”并不是不能兼容。由此提出了礼法并举、王霸统一的主张。他认为“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礼以定伦”，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为用。只是法的特点表现为通过赏罚来维护等级秩序。
荀子毕竟是一位儒家的学者，他认为在礼与法的关系上，还是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一有机会仍会作乱。他把“法治”成为“暴察之威”，“礼治”称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极也不过为“霸”，而不能成“王”。如果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也就是说，礼义是立法的精神，是立法的原则。如果人们爱好礼义，其行为就会自然合法，甚至不用刑罚，百姓也能自然为善。总之，荀子的礼法兼施、王霸统一，是对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开创了汉代儒法合流、法儒并用的先河。
思想光辉照古今
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学说，对于维护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纵观历史，我们发现谭嗣同说的基本属实，历朝历代的皇帝，虽然都尊崇儒学，但都基本沿用了荀子“隆礼重法”的主张。
事实上，汉王朝建立后，经过汉初黄老之学的盛行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至汉宣帝时，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学说遂被确立为“霸王道杂之”的基本国策而延续下来，也被称之为“儒皮法骨”，就是外表包装了层儒家思想，其实奉行的是法家学说。
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莫不以儒家文化与法家文化互为表里，以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兼施并举，作为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国策，这充分反映了荀子学说对中国封建文化的深远影响。
直到今天，“隆礼重法”的思想依然具有借鉴意义。我们从近代走到今天，打破了人治的尊崇，实现了法治的普及。虽然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很多人对法律依然存在误解，但我们需要警醒的是，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法律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从一个“人治”的极端，又走向一个“法治”的极端，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深思其中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