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1824—1890）是曾国藩的胞弟，字沅甫。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呼“九帅”。曾国荃五岁即入其父所执教之私塾，十七岁进京在曾国藩身边学习，从小颇受乃兄之影响，《清史稿》称其“少负奇气”。后又师从湘军统帅、大儒罗泽南。湖湘文化独特的理学传统和经世风气，以及曾国藩的言传身教，都对曾国荃政治理念的形成起到了极大作用。曾国荃“自谓是笃实一路人”，把治国经邦作为人生追求。但是他的科举之路却很不顺意，咸丰二年，仅举优贡。
老九刚刚被选为优贡（估计还有曾国藩的因素在），就碰到太平军打进了湖南。其兄曾国藩被要求在长沙组织团练，对付太平军。他也随兄到长沙帮助办理。但在咸丰四年初湘军大举东征之前夕，老九回乡继续读书。
咸丰六年（1856），石达开兵犯江西，江西战局十分危急，在曾国藩“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之际，曾国荃投笔从戎，招募三千湘勇，赴江西援助兄长，攻打吉安，其军号曰“吉字营”。在众多湘军名将中，老九是后起之秀，却也是崛起最快的，“吉字营”屡建奇功，成为曾国藩的嫡系部队。
曾国藩曾称老九是福将。在湘军东征中，老九率军转战湘、皖、赣等省，立下不少战功，曾在“半年之里，七迁其职”。他先后攻克安庆、南京等重镇，与其兄同日封爵，为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评说“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
后来，曾国荃先后担任山西巡抚、湖北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职。1890年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清政府闻信，追谥他为“忠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时至今日，都摆脱不了“老饕曾九帅”之骂名。
一、天下第一功，换来天下第一谤
老九初出茅庐，即告大捷，三战而下吉安。尔后又接连攻下景德镇，又以长围久困之法攻下安徽省会安庆，继而围困太平军老巢南京。这中间，他凭着五万疲惫之师阻挡了太平军六十余万援军长达四十六天的反复攻杀，并且为了独占打下南京这“天下第一功”，他连续拒绝曾国藩和朝廷派来的援军，仍以长围久困、掘地道入城的铁桶战法，历时二年半之久于1864年攻克南京。
南京城破，“天下第一功”固然是到手了。然而，老九却并没有享受到他应得的回报，不仅朝廷食言，没有兑现咸丰帝生前许下的“攻下南京者王”的诺言，只给了老九一个威毅伯，更为沮丧的是，老九把太平天国的金库都搬回湖南老家了的传言瞬间满天飞。
清廷在嘉奖老九的同时，也在查究太平天国财产的去向，还专门派人来南京。
因为，就在攻下南京的消息传开之时，一股小道消息也随之而传开了。这消息便是天京（即南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南京城里有一座太平军的金库。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亦曾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在破城之前，也考虑到了如何处理“贼赃”的问题。曾国藩指示老九，“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但是万万没想到，“克复老巢而全无财货，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正如曾氏兄弟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一样，朝廷对曾国藩所说的并无传说中所谓的金库一说也不相信。
但是，对南京城里的金银财货的下落，朝廷自始也没有查出一个所以然来。此事最后是不了了之。官方虽然不追究了，民间对于这个问题倒没有停止关注，曾氏兄弟陷入了扯不清的是非漩涡。
民国８年（1919）７月由上海大东书局石印出版的《南亭笔记》中提出：
曾忠襄为文正公介弟，攻金陵既破，搜遗敌，入天王府。见殿上悬圆灯四，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某提督在旁诧曰：“此元时宝物也！”盖以风磨铜鼓铸而成，后遂为忠襄所得……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盖无论何处，皆窖藏所在也。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忠襄既破南京，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诚稀世之宝也。忠襄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每出熠耀有光，夺人之目。忠襄病笃，忽发哮喘之症，医者谓宜用珠粉。仓卒间，乃脱其一，碎而进之，闻者咸称可惜。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
类似的记载还见诸于其他：
至于曾国荃，时人估计其“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以致“老饕之名遍天下”。曾国荃自领军以来，“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歌，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此次攻下天京，获赃尤巨。
这些记载言之凿凿，一如亲见。特别是《南亭笔记》，由于它的作者正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以反映晚清官场而闻名，更是彰显了这一传说的影响。一时间，曾老九“老饕”的名声便越传越广。
老九万万没有料到，这付出了血的代价贪到的“天下第一功”换来的却是“天下第一谤”。以至于《清史稿》都说：“国荃功高多谤。”
功高者多谤，这本来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老九这一“谤”由来可真可假？
1852年南京被太平军攻占后，被困在城内的张继庚混入太平军内部，潜伏了几个月时间。他写信给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报告过“圣库”的情况。在第一封信里，张继庚说，太平军刚刚占领南京时，运了大批的银两藏在圣库，一共有一千八百余万两，几个月后，就只有八百多万两了。可见圣库消耗挥霍之速。因此张继庚催促向荣赶紧攻下南京。在另一封信里他说道：前九月时，伪圣库尚存八百余万，现只存百万不足。这说明圣库在咸丰六年的天京事变前，即已严重匮乏。
在太平天国后期，圣库更是名存实亡。“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亦即圣库已由“公帑”变成了“私藏”，且由洪秀全的嫡系掌管，而洪派以下人众，亦纷纷效法，于“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物等项”中，仅向“圣库”缴纳谷物牛羊等食物，而将银钱衣物等据为己有。
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供称：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只好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难民，部队没有给养，他只好又变卖家中女眷的首饰。同治二年苏州告急，李秀成欲离天京前往赴援，洪秀全及朝臣令其“助饷银十万”。所谓南京城内的财宝可知一二。
这里，一方面是缘于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诸王追求奢靡的享乐；一方面是由于本来城内军民日用消耗、武器粮饷、雇佣工资等，耗费钱财巨大，而南京在被清军围困多年，只有出没有进，眼看着江河日下。至同治二年，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成了问题。以致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天京时，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概行要买米粮”。
因此，所谓曾国荃“于此中获资数千万”很可能是一个想像之数。陈恭禄先生指出：“《南亭笔记》暴露他（即李伯元）的历史知识极端贫乏”；冯尔康认为“其撰《南亭笔记》，带有作小说的态度写作，失实太多”，并将《南亭笔记》一书定为“史料失真的笔记的典型”。
《曾国荃全集》的整理者梁小进先生也指出，近百种晚清至民初的笔记史料中，李伯元之前的笔记均未发现有关曾国荃大量侵吞太平天国财物和金银之事的记载，李伯元《南亭笔记》系记此事的第一家，但并未交代所闻的出处。其后徐凌霄、徐一士的记载与李的记载基本一致，亦未交代出处。
与之相佐证的还有赵烈文所见。赵烈文是曾国藩身边的一个核心幕僚。同治二年，曾国藩对南京前线放心不下，特地把他打发到金陵大营，专门为老九出谋划策。攻陷天京前后的情况，赵烈文是见证者。这是晚清末年一个有见识有眼光且人品高尚的知识分子，他留下一部《能静居日记》被史学家称为信史。在他的日记中没有关于老九贪财的记载，假如有，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记录下来的，就如他如实记录湘军杀人一样。
与此同时，向来直爽痛快、不吝钱财的“九帅”战后不仅没有发财暴富之相，反而多次在家信中表达了经济窘迫之状。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二日老九给大哥写信：“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对老大表示：“住乡应酬亦大，明春有权住省城之意，借以省款客酒饭轿钱。”
克复天京后，曾国荃被朝廷赐封“一等威毅伯”，封爵实际上是没有俸禄的。老九不知，以为朝廷会另给奖金，他实在是指望着有一笔奖金就好。
曾国荃在家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兄甚至侄儿哭穷，不大可能是“作秀”：一来不合老九的性格；二来瞒不住也不必瞒哄家人。到了光绪年间，老九甚至还表达了“做官完账”的急切心情：
光绪元年（1875）五月初七日给曾纪泽写信：“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账。”五月十三日再次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写信说：“八年闲居……负欠如海。”六月十五日又对他们说：“邓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个月之久，亦为省钱与应酬起见，可见英雄所见自古相同。”十天后，又说：“惟晓亭所欠之项，陆续要取偿，余所欠各处之项，自当相其缓急先后，次第以完之耳。”到了七月十七日他告诉曾纪泽：“余用度撙节，大约今年可剩万五千两完账。借账完账，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以可久欠之账完宜亟完之账。如此周转，究系正办……”
一代名将，落到“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的地步，怎么可能想像是一个曾经“暴得横财”之人呢？
光绪二年（1876）六月初六日他在回复曾纪泽的信中谈起了经验：“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账，此中全丈有机缘，否则不敢冒昧率尔径行，且熟思定妥再详复信与侄也。”
巨大的家庭财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账”，以至于对当年过早乞退而后悔，无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老九若真从南京“获资数千万”，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即使日掷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曾纪泽的儿子得了白喉，要钱治病，他都不敢向这位九叔借贷，而是写信给左宗棠，托他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那里借三百两银子。
二、曾老九贪名成因平议
作为一代名将帅，老九贪名的由来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传言给老九声名带来极大损坏之外，老九的贪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贪功使气，喜好张扬。
老九出山，与乃兄曾国藩把剿灭太平军当成经世的事业不同，他的动机有二。一是为了“赴兄急”。二是因科举不顺，故而想别求出路，以补偿他久试不中的不平。老九并非正规科班出身，他的“优贡”不算科举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意味，以至于同治十三年冬天奉诏入京的老九与同年的优贡生聚会，会中有人提议辑刻《同年录》，要老九作序。老九在序中还表示进士、举人、拔贡三途，萃行省之精英，前程甚懋，而优贡则“不敢望夫丰情”，“往往自渐形秽”，也正是这样，使得他也没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约束。
曾国藩经济上心清如水，立志做官以不要钱为本，那是因为他的官家身份，要上对朝廷下对百姓负责；老九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心。因为他是一个布衣、匹夫，无须对朝廷负责，对百姓负责，打仗是玩命的事，无利谁起早呢？
因此，曾国藩对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等诸位将帅做得过分，就算了。
咸丰八年（1858）八月，老九以铁桶战法攻克吉安府，送了一笔钱物回家；此时，他还有些害羞。在九月初六日《致仲兄》一信中写到：“此时减勇大半，所有饷项担子均轻也。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有三百零两……”并嘱“请仲兄大人饬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以后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捷，老九必请假回家一次，实则是借机送钱回乡。
此后攻安庆，老九更是遭至物议沸腾。
他贪大求奢，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外间议论。有了雄厚的财力，咸丰九年（1859），老九即开始在湖南老家修建房屋，名为“大夫第”；至最后全部竣工，前后共用了八年时间，数次扩建。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奖善堂三大部分组成，宅地总面积约十三万多平方米，长六百米，宽二百三十米规模宏丽，“俨若城市”。
同时，老九大手笔资助同族及亲友；改葬父母；替曾国藩担负起了“照顾家族”的责任。曾国藩曾说：“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晚年他更说：“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一幅慷慨担当、毫不在乎之态。
第二，不拘小节，做事太拙。
“少负奇气，倜傥不群”的老九还是一个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遭人忌恨。
咸丰七年，曾国藩就听传说省中（长沙）高丽参为九大人买尽。一打听，果有其事。
南京城中传说，老九花八百两银子买下几张信纸。这传说，曾国藩也听说了。
这些事实说明老九确实是一个出手大方又不拘小节、做事太拙的人。曾国藩同治三年五月十五日《致沅弟》云：“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
其实，老九建房买田总共才花了三万两银子。营建大夫第的资金只须曾国荃最多三年的薪酬即可解决。况且，身居高位而家有豪宅者，在晚清并不鲜见，即是清廉自守的官员亦多如此。左宗棠在长沙城内的私宅有一百多间、长达两百米左右，彭玉麟也有房产三处（衡阳两处，杭州西湖一处），郭嵩焘在长沙亦有三处房产。
老九为官二十年，六年湘军统领，七年两江总督。根据湘军制度，营官月饷五十两，办公经费一百五十两；统领自带一营，除本营月饷照发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饷银三百两。老九身为统领独挡一面，月入一千七百两不算为过，一年是二万一千四百两，六年下来便是十二万二千四百两。七年的两江总督，“督以两江为最，一年三十万”。正规收入就有二百一十万。此外，他还担任过湖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
对此，曾国藩亦不苛责，他对老九说：“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也就是说，曾国荃在金钱的取与方面，和塔齐布、罗泽南、杨岳斌、彭玉麟和李续宾、李续宜兄弟相比，并无二致。
《近代名人小传》替他鸣冤：“然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此实诬蔑不经之词。”并举出了如下事实为佐证：“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烜赫，使己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春劾国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半隐庐丛稿》亦曾指出：“曾忠襄公旣克江宁，大功告成，人犹有毁之者，谓其坐缚槛兽，且珍宝多入军中。其实，蹀血二年，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贼久无粮米、火药，罄其资以通外国奸民，并无有窖金。”也难怪其兄曾国藩要为乃弟抱屈：“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
另一方面，曾国荃性喜财货，但也并非悭吝之徒。清人朱孔彰在《中兴将帅传略》中说他：公性豪迈，不屑屑于小节。轻财好义，为人谋衣食常恐不足。推心置腹，用人不疑。奉禄悉以周贫，族戚故旧待举火常数百家。幕客宋绍祁死，他赠三千金养其孤。
有人记载：“公家居时，有朱瞑庵者流寓长沙，岁暮贫甚，榜诗于门曰：‘申椒零落菊英残，从古潇湘作客难。连日市门三尺雪，更无人记问袁安。’公闻之，叹曰：‘此我辈之责也。’急造访，赠钱十万”。
有人记曰：“山西大荒，……起曾九帅国荃为山西巡抚。九帅先出家资十万，采买米粟，复多方设法赈救，所活无算，三晋人颇德之。”
光绪六年九月十三日的《申报》对他离开山西时的场景作了生动的报道：“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晋抚曾沅甫爵帅，由晋启程北上。……绅商士庶以及农工行户、满汉营兵皆公送。长生禄位，万民衣伞，不计其数。宪即出城，经过街市，绅民则攀辕卧辙，铺户行商民等皆步送出城。四乡百姓来观者，数以万计……南门外香案摆至十里之遥。非深得民心，何能若是哉？”
长生禄位、万民衣伞，攀辕卧辙，香案十里……此等场景，我们只是在古装电视剧中见过。以《申报》当年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如果不是亲见，断不可能红口白牙地瞎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