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阀如何办教育?张作霖创办了东北大学

   2020-06-03 360常识网0
核心提示:张作霖创办的东北大学理工楼从关于民国的史料中发现,过去一向被我们视为不顾人民死活、只顾靠武力争夺地盘的军阀,竟也会不遗余力地兴办教育。无论是在军阀割据时期,还是在战乱时期,许多军阀都十分重视教育。几乎个个尊师重教,他们的某些做法,让我们感到

张作霖创办的东北大学理工楼

从关于民国的史料中发现,过去一向被我们视为不顾人民死活、只顾靠武力争夺地盘的军阀,竟也会不遗余力地兴办教育。无论是在军阀割据时期,还是在战乱时期,许多军阀都十分重视教育。几乎个个尊师重教,他们的某些做法,让我们感到汗颜和感动。

陈炯明劝学手段独特

民国十年,陈炯明为了推动广东教育,成立了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聘请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当委员长,将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同时推进。

那时候,民间比较守旧,没文化的人不重视教育,有文化的遗老反对新式教育,政府花大力气建成了国民小学和高等小学,大多数家长却不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家长们认为读四书五经比读数理化有前途,更看不惯男女同校。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听取陈独秀的建议,成立“巡回教员”制度,给新式学校的老师发补贴,让他们在课余时间轮流到附近的私塾授课,给里面的学生讲新知识。半年之后,家长终于明白了新式教育的好处,终于把孩子送到新式学校就读了。

陈独秀还建议陈炯明大搞社会教育,提高成年人的文化修养,陈炯明悉数采纳。当时社会教育的手段主要有三种:一、办市民大学,请文化名人办固定讲座,市民免费入场听讲;二、搞通俗讲演,在全省宣讲新思想和新式知识;三、设流动图书馆,当时叫做“巡回文库”,由省政府出资购买一大批图书,每天摇着铃巡回于各个街道,让市民免费借阅。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广东的教育终于走在全国前列。

张作霖:“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民国五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刚上任就说:“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他还训令东北各县县长,要求每个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必占到全县年度总经费的40%,哪个县达不到这个标准,把县长开除公职。他规定的这个教育经费比例,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都要高。

民国七年,奉天国立师范学校成立,在该校就读,学杂费一律免收。当时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为了多培养教学人才,不但免收学杂费,而且还给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免费提供食宿,而且伙食相当不错,有菜有汤,周末还有猪肉和海参打牙祭。

民国九年,由于北洋政府经费欠缺,在日本留学的几千名公费留学生没有了经济来源,张作霖听说后,自己掏腰包,给他们汇去10万大洋。

民国十二年,东北大学正式成立,张作霖每年批给这所大学的经费是大洋160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常年经费是40万元,北京大学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大学每年经费也只有120万元。张作霖有句名言:“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也要办东北大学!”

平心而论,张作霖给留学生汇款,用的也不全是他自己的合法收入。不过那时候各省督军、省长无一不贪,贪来的钱用到教育上,总比买豪宅包小蜜要强得多。

齐燮元

齐燮元自办“希望小学”

民国十年前后,驻守江苏的军阀叫齐燮元,他是吴佩孚的部下,后来在日军侵华期间当了汉奸,在历史上名声很臭。但他也干过一件好,主要就是在江苏建立希望小学。

齐燮元在南京创办过一所很大的贫儿院,说是贫儿院,其实跟现在的希望小学没有区别,也是专收那些家庭困难没条件读书的孩子入学。在民国十年,齐燮元办的这所贫儿院招收了430个男生,320个女生,规模比当时南京最大的国民小学都要大。这些学生不用交学费,不用交住宿费,学校还发给他们衣服和零花钱。经费从哪儿来呢?刚开始是齐燮元自己掏腰包,后来是财政拨款,学生在手工课上学会木工、刺绣之后,周末时拿到夫子庙去卖,卖的钱也能补贴一部分学校的开支。

齐燮元还在江苏督军府办过一所规模较小的学校,专收智力发展有缺陷的孩子,也是学费全免,他和他的妻子亲自去教。

齐燮元推崇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教学生语文、数学,不用备课,唯独教品德课时,需要把教材上的内容一句一句标上记号,凡是自己觉得很难做到的道德标准,他只问学生那些道德对与不对,而不要求大家按照那些道德去做。单从教学上看,这倒是个很可爱的老师。

曹锟: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

布贩子出身、外号“曹三傻子”的曹锟,在做直隶督军时,也在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办了一所综合大学——河北大学。可贵的是曹锟没用军队的那套来办大学、管大学,尽管他也在大学里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马弁,但是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的。曹锟知道自己没文化,他经常说,自彝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还得靠教授。只要他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曹锟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在教室里装了铁柜,里面放上冰块用来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恭恭敬敬地送给教授。当时河北大学的教授的工资虽然比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两三百块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没有文化,却偏爱给学生训话,每次训话必强调尊重教授。他说:“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我就要谁的脑袋。”当然,也没有哪个教授把所谓的学生不礼貌行为告诉曹锟,也没有谁真的掉了脑袋。

阎锡山:下指标包村办“强迫教育”

阎锡山在山西推广义务教育,具有“强迫”的味道,挺符合民国前期称义务教育为“强迫教育”的特色。

阎锡山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在山西省城太原推行义务教育,然后在其他城市推行,然后在县城推行,然后在三百户以上的村落推行,最后在小村庄推行。

阎锡山曾留学日本,深受现代文化的影响。他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在教育方面颇有建树。山西当年的教育被称为中国教育的典范。阎锡山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他要求全省从省会到村庄,几年内统统建起国民小学。然而各地由于财力所限,无法全部新建校舍,不少地方就占用孔庙、土地庙、关帝庙、龙王庙等原有的公共建筑作为校舍,而占用孔庙必然遭到遗老的反对,占用其他庙宇也会遭到善男信女的反对。阎锡山就派兵办“强迫教育”,为了使建校更顺利,阎锡山直接让军官去办学,他给手下的旅长团长营长连长都下了硬指标:每人包定几个村,在两年内把学校建起来。建成以后,直接担任该学校的校长。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80%以上。这么高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何况中国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韩复榘:从不拖欠教育经费

韩复榘以大老粗著称,也是搞笑大王。他说的话虽然难听,但却也颇有几分道理。比如说用人问题,韩复榘就有个大前提,用正人不用歪人。他走马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便把一些术士、僧道类人物,统统请出了衙门,取而代之的是新派文人,如大名鼎鼎的何思源、梁漱溟等等。

何思源他本是蒋介石的人,能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乃出于蒋介石的一手安排。但这并不等于说,何思源出任该职,完全靠人际关系,他本人是有真才实学的。

韩复榘是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平调山东的,新省府班底,基本上都是他从河南带来的,只有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韩复榘也许是为了给何思源这位钦定的人物一个下马威,就声言要省财政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闻之,怒气冲冲地找到韩复榘,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否则他就要走人。身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韩复榘,不仅没有被触怒,反倒不断安慰何思源,并保证决不拖欠教育经费。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人后,且发展迅猛。就是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也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

刘文辉:如果县政府大楼比学校好,把县长就地处决

1935年,四十岁的刘文辉被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

主政西康期间,他十分重视教育。1939年,在一次演讲中,他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

1930年代,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而一些县政府却破烂不堪。好奇的孙明经就问一位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的话是有些不中听,但话粗理不糙:教育不兴,焉能把西康“变边地为腹地”?

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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