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以后，戴笠挖空心思抢夺胜利果实，不知道是因为作恶多端，还是命里注定。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撞死在岱山，这个搞了大半辈子特务活动的旷世奸雄，一向夸口他的情报网不但遍布全国，还遍及全球五大洲，而结果他被摔死之后，在特务密布如麻的南京附近地区，暴尸3天之后才被发现。
抗战胜利消息的传来，使戴笠既兴奋又有些茫然，尽管他很清楚，日本一投降，中共就成了主要敌人。他命令各特务武装集结待命，同时，命令冈村宁次不要向中共缴械。老蒋暗中命令戴笠，尽全力接收上海，维持京沪地区治安，整肃汉奸，处理伪军，等候中央军队到来。戴笠首先命令忠义救国军淞沪地区指挥阮清源，连夜率部队向无锡太湖一带及吴淞一带挺进;令集结在温台区的忠义救国军，及军统海上行动总队以及中美所训练班的三个教导营进占崇明、浦东;令中美所参谋长李崇诗，率部向上海市区推进;派军统京沪行动总队等向南京近郊挺进。命令发出之后，把又与杜月笙一起彻夜密商，让杜月笙把其门徒、帮会把兄弟以及陆京士等掌握的劳工，迅速潜回上海。同时下令孙良诚等伪军，效忠中央，抵制共产党及新四军。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戴笠便以军委会的名义颁发大批委任状给各地伪军。戴授予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让周把他掌管的伪税警团，伪保安部及伪军集结起来，临时负责维持上海治安，阻止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进行活动，保存好伪中央银行的全部财产。
9月初，戴笠抵达上海。唐生明和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大小头目一起赶到机场迎接。戴一下飞机，就忘情地抱住唐生明。这天晚上，戴笠才正式告诉唐自己到上海的任务，他要在美国海军的支持下重建中国海军。戴笠在上海滩除抢收财产外，最感兴趣的还是日伪的特警机构和社会公职机关。因为他清楚，抗战结束后，军统局势必压缩精减机构，他手下的十万战将，职业和出路都将是个大问题。然而，在这“五子登科”抢收胜利成果之际，其他系统的人也都想在上海这个首屈一指的重地插上一脚，这就势必发生“撞车”现象。戴笠垂涎已久的上海警察局长一职，被黄埔一期的宣铁吾夺得;上海社会局长，被吴绍澍掠走。此人最早为陈立夫部属，后又拜杜月笙为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小人。
吴绍澍掌握了上海党、政、团的大权，便向首屈一指的青帮大亨杜月笙开刀。杜返回上海，刚一下火车，吴已派人在火车站贴满了“打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杜气得要死将此事说给了戴笠，戴决定整治他，以平心头恶气。不久，军统特务发现，吴曾接收了上海巨富邵式军在爱棠路的豪华住宅，并将其改为国民党上海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场所，贪污了四个保险箱，价值数亿元。戴笠据此向老蒋做了汇报。蒋电令，免去吴一切职务，戴才算出了这口恶气。戴笠在上海布置一下以后，又匆匆赶到北平和天津，同样是有大批汉奸去迎接和为他工作。他整天与大群汉奸觥筹交错，各方面纷纷提出指责和控诉。当时他的一个要好的朋友、东北四公子之一的吴幼权，和华北经济方面负责的大汉奸汪时璟等人，成为他抢劫华北的重要顾问。由于戴笠在各地亲自主持劫收活动，因此派往各地的大小特务也无不上行下效，大抢特抢。抢夺之风闹得太大了，戴笠也感到有点不妥，决定让毛人凤成立一个财产清理委员会。实际上等他摔死以后，这个委员会才开始工作。
大汉奸周佛海和他的妻子杨淑慧，住在重庆军统局办的四一医院，正为他们一家人的性命和前途担忧。“我看咱们都被戴雨农骗啦！你们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好事，到头来还是被关押起来！”杨淑慧满面愁容的对躺在病床上的周佛海说。“谁让我走错了这步棋啊！不过，雨农还不是个过河拆桥的人，就怕委员长……”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汉奸，此刻也感到巨大的恐惧。原来，周佛海协助戴笠安定上海、南京等地的局势，并协助戴完成了肃奸工作，以为可以“将功折罪”，谁知还是被软禁在了重庆。那天，戴笠突然来访周，虽然还像往常一样称兄道弟，但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心惊胆战，“佛海兄，目前京沪地区的谣传很多，都说我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委员长的意思是想请你们一同到重庆，先休养一段时间……”
“雨农，委员长莫非要……”周佛海情急地问。戴笠笑道：“佛海兄，放心好啦！只要有我戴雨农在，就有你周佛海。到适当的时候，我会出面为你作证的……”周佛海亦无可奈何，只好招集自己的亲信，转达戴笠的话。他故意强调“休养”二字，并说这是为保护他们的“权宜之计”。罗君强、丁默邨等人听了非常高兴，岂不知这是戴笠的“诱捕之计”。到重庆后，戴也去探望过他们，但对周的要求，却含糊其词。戴不过是想骗取他们的信任。戴笠此时正在考虑华北的肃奸工作。华北地区是日伪的老巢，情况复杂，秩序混乱，又没有一个像周佛海那样的人做内应，加上华北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势还很浩大，苏联红军也曾一度进军张北，蒋军对八路军的进攻也遭到了打击。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戴笠提心吊胆、谨慎行事。戴笠一到北平，就由十一战区调查室主任张家铨陪同，拜访了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等军队长官，以获取他们的协助与支持。然后，利用他的酒肉朋友——“东北四公子”之一吴幼权，暗中说服了伪财政总长兼伪华北储备银行总裁汪时璟，让他协助肃奸，以“将功折罪”。惶惶不可终日的汉奸们，此时能抱住戴笠这棵大树，自然求之不得，怎敢不尽心尽力。
12月6日，冷落多日的西单粉子胡同汪时璟公馆突然热闹起来。华北地区的大小汉奸们接到汪的“家宴”请柬，以为有什么要事，便都来聚会，也想在一起商讨一下对策，以谋生路。谁知觥筹交错，酒兴正酣之际，全副戎装的戴笠突然出现，再一看客厅内外，不知何时，已然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便衣特务，汉奸顿时酒意全消，各个目瞪口呆，一片死寂。戴笠庄严宣布：“我代表国民政府肃奸委员会逮捕你们，听候国法审理……”汉奸们已吓得魂飞魄散，面如土色，王克敏竟然被吓昏过去了。戴笠没想到肃奸工作如此顺利，对汪时璟格外感激，表面上也把汪押到了北平炮局子监狱，不久就将送往重庆软禁，生活给予最优惠的照顾。受到戴笠关照的汉奸还有李守信、黄顺柏等人，亦是图其日后之用。广东的肃奸工作也是在戴的指挥之下进行的。广东是汪精卫的老巢，势力很大，他虽已病死在日本，但其妻陈璧君仍继续顽抗，拒不投降。
戴笠仍是先笼络亲信，他以老蒋的名义写信给伪广东省省长褚民谊，此人是汪的死党。戴笠的信措辞委婉，以极为诚恳的态度，邀他们到重庆，共商广东善后事宜，显示出不计前嫌的大将风度。褚回信表示愿意劝说陈璧君，一同赴渝。褚心里清楚，失去日本靠山，广东是维持不下去的，不如借坡下驴，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这样，陈璧君也放弃了抵抗，决定和谈。戴笠命令潜伏在广州的特务在去机场的路上打好埋伏，陈、褚二人的汽车一到，特务们蜂拥而上，将他们逮捕，骗过广东伪军的视线，秘密押往南京。陈、褚二巨头被捕以后，广东的大小汉奸及伪军，便纷纷投降了。
到此，戴笠的肃奸任务已算告一段落。但他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去，为了名利权势。戴笠在北平度过了1946年的春节。然而，热闹的春节使他备觉冷清，有黯然神伤之感。他莫名其妙地觉得，这一年凡事都将不顺。戴是个很迷信的人。戴笠很相信风水、命相一类东西。军统修建房屋时，大门应向哪一方向开，前后左右应注意哪些地方是龙脉，以及宜于建阳宅或阴宅等问题，他经常亲自下指示，不能弄错，否则虽已动工也得停止。军统所办的许多基本特务训练班内，他规定要开设命相一类课程，把曾国藩所用以作为取舍部属标准的一本《冰鉴》和麻衣、柳庄等相法编成教材。军统的一些大特务也都跟他一样，非常相信这套东西。
由于算命的先生说戴笠命中缺水忌土，所以军统局局本部在抗战期间使用的化名，总是用一些水汪汪的名字来补他的命中之不足，如江汉清、汪涛、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而其中用得最久的沈沛霖，因为自从用了这个化名，他的事业更是一帆风顺，如日中天，他便破格几年不换，认为是这个化名起的好。他对化名的选择很认真，到1944年，秘书室认为沈沛霖用得太久怕不妥当，拟了新化名洪淼，这比沈沛霖含得水更多，他才答应改用。但1945年年底拟1946年化名时，他不在重庆，秘书室助理袁寄滨偏不相信这些，故意拟了一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想看看究竟会怎样，毛人凤也马马虎虎地批准了。不料事有偶合，戴这年就因飞机撞山而死。
戴还深受外国迷信的毒害。欧美人士最忌讳“13”这个数字，他一生也最怕“13”对其不利。戴之迷信，于此可见。戴精神恍惚的过完春节，他的心情极为烦闷，惟恐蒋介石将他一脚踢开。一天晚上，他找文观涛(文强)来商议事情。他忧郁低沉地说：“伴君如伴虎。”他这个作奴才的也并非一帆风顺，曾几次到了要被“赐死”的地步。例如：汪精卫逃河内，抢先作了投降求和的先锋，戴派人行刺，错杀了曾仲鸣;同年刺杀唐绍仪又露了马脚。特别是他手下的刽子手赵理君在洛阳活埋了C.C系的行政督察专员韦名芳等五人一案，闹得满城风雨，C.C系群起而攻之。还有在昆明杀皇亲国戚孔二小姐的情人林世良一案，幸有陈布雷说情，才得免死。再有他知道蒋介石的秘密和见不得人的事太多了，很担心一旦蒋为了保全自己的秘密，置他于死地。他也知道什么是狡兔死走狗烹，每听到别人说起历代暴君对宠臣的杀戮，就会生起兔死狐悲之感。
这天上午，他突然接到由毛人凤转来的电报，大意是催他火速赶回重庆，参加有关情报机构的整顿会议，大有撤销或改组特务机构之势。电报中列名出席会议的有八人，即：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电文后面有毛人凤的附注“重庆宣、李、黄在捣鬼，谨防端锅，请亲自呈复”。文观涛的到来正是为了此事，戴此时已沉不住气了，拍着胸脯说：“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为国，想不到会有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代，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同时要表达对宣、李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
李士珍与戴笠争夺警政大权，早在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开始了。戴认为李是他手下的败将。而宣铁吾在抗日战争中期，夺去财政部缉私署长一职，让戴很忌恨。这次，李又联合宣铁吾和南京警察厅长黄珍吾，向他反攻，并搬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做后台，这不能不令戴气急败坏。接下来，戴又问文：“你从形势上看，我们的团体前途怎样？”文观涛沉思片刻，便说：“整个形势对于我们团体不利。不过，无论怎么变，‘剿共’是校长的既定方针，特务工作是少不了的。另外，与美国搞好关系也是校长的必由之路。目前，惟一的对策是以退为进。”戴笠略微思索了一下，问：“什么是‘以退为进’？”“以校长之英明，北伐以来就有过三次下野。你不妨以出国考察为由，暂避风头，等内战……”戴笠未等文说完，一拍桌子，“不行！警政大权我决不让给李士珍，一定要争取到手！”他嘴上这么说，心理也盘算着“下野”。
以后几天，戴笠向郑介民把自己“引退”的事情交代清楚，于3月17日从天津起身，先飞往上海，与胡蝶见一面，再回重庆。当天，接到上海方面气候不好的通知，大家都劝戴改日再走。但他却坚持走，并要求多带汽油，上海不能降落就飞南京。上午9时，飞机从天津起飞，飞近上海时，正值大雨滂沱，机场不同意降落，只得改飞南京。当时，南京也下大雨，勉强同意降落。但到下午1点6分后，电讯突然中断。此时，这架专机已撞在江宁板桥镇南面的岱山山腰上。随着一声巨响，戴笠这个作恶多端、不可一世的军统头子，便这样结束了生命。17日晚，毛人凤急电青岛、上海、南京查询戴的下落，但均无消息。第二天，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此刻，南京办事处主任刘启瑞，正在率部属在南京附近搜寻，未得结果;19日早，又兵分两路，出发寻找。他们从一农民口中得知，两天前有一架飞机，在板桥区撞山而坠。当时天气恶劣，雷雨交加，云层也极低，能见度非常差，飞机降落时，竟越过机场，撞到岱山山腰。这天傍晚，他们终于找到戴笠的遗骸。这遗骸只是半截“黑炭”，小腿和一只胳膊，早不知去向了，只有嘴里那六颗金牙和衣服残片，证实是戴的遗骸。
抛尸“困雨沟”三日，让老蒋感到很伤心，他亲赠挽联，“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是年8月，蒋亲到紫金山灵谷寺，为戴选择墓地，并叮嘱毛人凤，一定要在子午时下葬。1947年3月，军统选了一个吉日安葬了戴笠。在下葬前，毛人凤让沈醉设法把棺材弄得特别结实，使别人无法打开。沈醉决定用水泥炭渣搅拌灌在墓穴内，使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为一大块，这样棺材就不易被打开。毛人凤是怕戴生前作恶太多，死后被人鞭尸。戴笠暴死，军统局群龙无首，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三人展开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的斗争。当时，郑介民被委任为代理局长。1946年10月，军统局被撤销，成立保密局。至1949年12月，这个组织在大陆彻底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