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南宋着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宋以后儒家理学的大师，他建立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所着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定为士子必读教科书。学识渊博的朱熹，其实同时还是一位反腐斗士。
朱熹强调做官要公。他说：“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朱熹一生从政九年，职位不高，但始终受百姓爱戴。因为他惩贪官、正官风、举荒政、薄赋敛、纾民困、育人才，始终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曾六次弹劾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是宰相王淮的亲家，唐的弟妻是王的胞妹，朱熹1181年的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之职还是王淮推荐的。
1182年7月，朱熹作为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去台州视察灾情，接到了不少有关唐仲友的举报信。
深受“文死谏，武死战”影响的朱熹，立即着手展开了调查，没几天就查明唐仲友在台州任知府八条违法乱纪行为：一是违法收税，骚扰百姓。二是贪污官钱，偷盗公物。三是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四是培养爪牙，为非作歹。五是纵容亲属，败坏政事。六是仗势经商，欺行霸市。七是蓄养亡命，伪造纸币。八是嫖宿娼妓，通同受贿。
朱熹从残民、贪污、结党、淫恶等方面列出了唐仲友的24条罪状，对唐仲友进行弹劾。同时，朱熹从唐仲友嫖宿娼妓的罪状入手，展开了取证工作。
当时，江南名妓魁首严蕊色艺双全，深受唐仲友的赏识，唐仲友每次请客时都指名让她作陪。两人关系甚好，很是暧昧，但无人证明他们是否双宿双飞过。按照当时法律，官员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如果查实唐仲友与严蕊有“私侍枕席”之嫌，就可以定唐仲友的罪了。
但嫖宿娼妓，也讲究的是“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而唐仲友身为知府，官不小，朱熹是没有办法轻易把唐仲友堵在死胡同里“拿双”的，于是，便只好先把严蕊拿下，想从她身上突破。
也许当时在朱熹的眼里，严蕊一风尘女子应是好拿捏的柿子，但万万没料到的是，严蕊骨头硬，嘴巴严，是一只比柿子坚硬千万倍的石头。
不管怎么逼问，严蕊都只是回答：“循分供唱，吟诗侑酒是有的，并无一毫他事。”唱唱歌，喝喝酒，有何私情可言。朱熹也许是急了，竟“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间，(严蕊)一再受杖，委顿几死”。柏杨先生在《君子与小人》一文里也曾描绘到这段场景。
至此，朱熹也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官与官斗，其间搀杂一个绰约多姿的妓女，不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都难，老百姓开始把“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想象成一个争风吃醋的第三者，后来严蕊的一首《卜算子》：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差点还把朱熹推进了伪道学的境地。而且，这个绯闻版本影响大，后来的小说家还把它作为素材写进了作品里。
或许，此次反腐，朱熹真的是找错了突破口，试想，作风问题在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今社会，数码相机、针孔摄像头、录音笔等高科技产品应有尽有，都仍棘手和难以取证，在南宋是多么的难。
此时，知道朱熹没撤的唐仲友，更是不把朱熹放在眼里，见朱熹特意坐镇台州与自己作对，也开始了反击，指使一批人闯进司理院，殴打朱熹的手下。朱熹怒不可遏，强烈要求朝廷对唐进行严厉查处。孝宗只好免去唐仲友的江西提刑职务，唐仲友按提前退休论处，告“老”还乡。
为缓解朱熹、唐仲友之间的矛盾，还提名朱熹到江西任提刑。朱熹接到任职通知后，左思右想，深感不安：如果上任，岂不是让人以为自己六次弹劾唐仲友为的是谋其位窃其权？最后，朱熹向朝廷递交了《辞免江西提刑奏状》，带着家眷回武夷山去了。为了纪念朱熹，武夷山脉方圆数千平方公里的许多山水被命名为朱山、朱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