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爱莲活跃于中国的日子，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了。她的名字对今日的每个人都是陌生的。她1921年抵华，1940年离开，其生活与事业，谈不上轰轰烈烈，所以中外典籍，对她罕有提及。但我们今日还是把她翻了出来，因为在中国新闻史上，她是值得记上一笔的。
单看她的芳名，第一印象，以为不是来自伶界，就是出身青楼。其实，她是地道的美国白人，本名叫EdnaLeeBooker。若采用今日的普通话音译，大概可以叫艾德娜·李·布克。但她活跃在民国时代，那时的洋人若长居中国，无论是否通晓中国话，往往爱就着自己名字的母语发音，正儿八经取个中文名，而非随便闹个译音。熟谙中文的如福开森、司徒雷登，不谙中文的如端纳等，盖莫如此。因此，抵华后便拜师发蒙的Booker，自然不能免俗，成了所谓“宝爱莲”。给她取名的是上海的一位老学究王先生，用的是吴方言读音，于是EdnaLee便读成了“爱莲”。假如是让京城遗老用标准官话来取名的话，其实是应读成“爱莉”的。
她初抵上海时，中华民国刚届十岁，无比稚嫩，她也同样的稚嫩。刚出校门，云英未嫁，连意中人都没有。至于新闻从业经验，说起来是在美国干过，其实也就是蜻蜓点水，完全不知深浅。但她好学，有激情，敢冒险，对中国怀抱无限憧憬与痴迷，不存偏见。终于，在春蕾初放的年华，就只身远航，不远万里来到申城，一头扎进了老男人垄断的上海报界。
今日传媒行业里，女性占了压倒多数。大学新闻系也几乎被女孩子垄断。但在她那个年代，报社里绝少巾帼的身影。所以，她进了上海美资的英文《大陆报》后，成了绝对的稀有动物，被同事戏称为“姑娘记者”(Girlreporter)。
说实在的，宝爱莲天资一般，身为记者，对世界大事一知半解，对中国的时政与历史更是懵然不知。中文学来学去，入不了门。母语写作水平，看她写的书，也乏善可陈。她在《大陆报》的作用，就是混迹于上海十里洋场各种社交场合，从半醉男女的胡话里，捞到一些花边新闻，填塞报头报尾，借机也替自己物色结婚对象。当然，她的存在，极大地改善了《大陆报》办公室沉闷的气氛。
就是在这些社交场合里，她结识了出自上海名门的宋美龄，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的国民革命，兴趣开始转到了中国时局。
诚如英文谚语所说的，EveryDogHasItsDay(每只狗都会有出头日的)，宝爱莲的出头日终于来了。1922年，中国北方出大事儿了。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为主宰中国而争斗，终至无可调和，准备开打。欧美媒体对此事非常关注，纷纷派员报道，而活泼好动的宝爱莲，主动担起了这任务，代表两家美国新闻机构赴前线采访。
宝爱莲天资虽一般，胜在行动力极强。她有美国姑娘的所有优点：独立，善动手，能吃苦，不怕脏，无娇气。她热爱户外活动，能跑，能跳，上得山，下得水，还是熟练的摩托艇运动员。所以，一说上前线，脱下晚装，蹬掉舞鞋，换上马裤旧衣，不管语言不通，不顾文化阻隔，挤上难民成堆的恶臭火车就走。这一点，中国女性要几十年之后才慢慢学到。
她从上海一路北上，先在奉天采访了张作霖、张学良，又在北京采访了徐世昌，然后南下洛阳见到了吴佩孚。这时，她的女性身份占到了大便宜，吴佩孚对她大有好感，又是明志，又是赠诗，最后邀她共赴保定府，到家里作客。所以，宝爱莲就以贵客的身份，在吴府内院勾留了多日，与吴太张佩兰同吃同住，状如亲人。在西方记者中，她是真正“深入”到中国军阀私生活里的唯一之人。而这段历史，在有关吴佩孚的所有研究资料里，竟然付诸阙如。
宝爱莲住进保定吴府未久，就等到了第一次直奉大战正式开打。她冒着枪林弹雨，第一时间赶到长辛店前线，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从战场退下时，她挤在伤兵堆里，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生命在脚边死去。后来换了一列火车，整节车厢除她是活人，其余全是棺材，里头是一具具残损的尸体。
大战进行中，她采访了冯玉祥，又抽空往太原采访了阎锡山。她受枪击，受炮轰，遭赵倜士兵的伏击，无数次死里逃生。其勇气与职业精神，与任何一个男同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大战结束后，她在保定采访了志满意得的曹锟。回途经天津时，又采访了将接替徐世昌的黎元洪。至此，中国北方的军政强人已被她一网打尽了，剩下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群雄了。于是，她又开始计划南下了。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直奉大战时，虽然战事发生在中国首都郊外，虽然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但实时新闻报道的主力并非中文报，而是各种英文报纸，包括《字林西报》《文汇西报》《大陆报》及其晚刊《星报》。其中，尤以《大陆报》系的报道最力。至于各中文报刊，大多翻炒西报内容。翻开陈冠雄的《奉直战云录》，有关战事进程之描述，通篇援引各西报的报道，无法从中文报纸中获得点滴。中国人的事情要从外国人的报道中了解。
而《大陆报》对此场战事的成功报道，宝爱莲功不可没。她“嵌入”在吴夫人张佩兰的内院，与“嵌入”在吴佩孚前线指挥部的男同事柯罗思相呼应，立体报道了这场战事。直到今日，他们的报道，还是了解这场战事具体场景的基石。
从北方回上海后，宝爱莲不及喘息，又奔赴广州，采访代表中国未来的革命阵营。她注定要见证历史，甫抵广州，便遇上陈炯明叛乱，差点送命。而这时，经历了直奉大战的九死一生，她已成长了，是名副其实的战地记者，任何危险都不足以让她放弃报道工作。她顶着炮火找到电报局，发出了陈炯明叛乱的电讯稿，成了全球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西方记者。她刚走出电报局大门，两颗炮弹落到了电报局屋顶，将建筑炸塌了。
得知孙中山已从总统府逃往永丰舰后，她又设法联系一艘摩托艇，漏夜顺珠江追寻而去，非要见到他，完成采访任务。摩托艇驶到半途被拦截，机枪扫射过来，驾驶员当场中弹昏迷。她临危不惧，抢过船舵，亲自驾驶，逃出险境。原来，她在加州就是摩托艇爱好者，十六岁时就精于此道，没想在遥远的东方发挥了作用。到了永丰舰，她手脚并用爬上船舷，终于见到了孙中山和蒋介石。
宝爱莲的经历足以证明，她已超越了普通记者，将自己变成了一个传奇性人物。舞文弄墨非她所长，但行动能力过人。换上稍有文采的人，只需有她经历之十一，就足以写出引人入胜的佳作，搏个大大的好名声。
但对宝爱莲来说，人生就是场体验而已。从广州回上海不久，她便辞去了《大陆报》的工作，只保留了国际新闻社特派员一职。随后便是结婚，嫁给了美国人约翰·波特。长子出生后，她把国新社的工作也辞了，成了职业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就此淹没在上海的外国人社区。
旧时代在华的外国人，无论行业与出身，都要写书，讲中国与自己。宝爱莲也不能免俗。她一生出版过两本书，头一本是《新闻为重》(News is My Job，a Correspondentin War-Torn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0)，后一本是与其丈夫合作的《逃出中国》(Flight from China，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45)。
《民国群雄采访录》选取《新闻为重》一书的部分章节译出。前文说过，宝爱莲此人风骚不逊，而文采略输。她的书文字乏味，内容杂乱，轻重不分，编排无序，夹杂对中国历史谬误百出的介绍，对时局背景毫无见地的交代，更穿插无趣之极的生活琐事，啰啰嗦嗦。如果全盘照译，必然不堪卒读。因此，笔者在翻译时只择其精华，冀突出重点，将最具相关性的内容呈现给当代读者。
宝爱莲的另一本书《逃出中国》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她自己写的，不知所云。后一部分是她丈夫波特写的，讲述他在上海沦陷后被日本人囚禁三年的生活，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可与鲍慧尔《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及其它同类作品参照阅读。讽刺的是，波特作为美国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无论文笔还是逻辑都远远好过以写作为业的太太。至写作此文时，《逃出中国》尚未译成中文。
宝爱莲在华生活了二十年，不仅自己深深卷入中国的历史车轮，也影响了其长子小约翰·波特。他随父母长期生活在中国，后任职于美国海军情报部门，从事对中共的间谍活动，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受监禁审讯。小波特后根据此经历出版《九死一生》，颇为热销。小波特已于2014年过世，时年八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