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官员上书皇帝，是其议政的一个重要方式和渠道。这些奏疏，有益国计民生、治国安邦的固然不少，但也有很多不着边际、平庸琐屑，有的甚至相当雷人。让我们来看看，当年明成祖是如何应对的吧。面对“求直言难”的问题，他又是怎样畅通言路以更多了解民情的呢？
直言难求以及官员奏疏质量不高，曾经困扰着一代又一代的帝王。相当一部分官员出于保身、固位的目的，在向皇帝上书或口头报告时，会提出一些无关宏旨、没有“风险”的意见。让我们看看，明朝永乐皇帝遇到的这样几件雷人的奏疏。
“皇帝您讲话多了，要养养精神”
永乐年间，明成祖与群臣讨论政事，一谈就是老半天。有官员便进言：皇上啊，您讲话这么多，可不利于身体调养啊。作为君王，贵在“简默”(讲话简约，有时不发一言)。明成祖不领该官员的情，说道：天下这么大，百姓的苦乐、措施的利弊，必须广询博访才能有透彻了解。并非我喜欢多讲话，而是不得不如此。不敞开讲，官员们怎能言无不尽？
否定原因：有阿谀之嫌。
“阴云遮住日蚀，提议祝贺”
永乐四年(1406)夏历六月初一，预报这一天应当发生日蚀，因阴云遮蔽而不见。礼部尚书郑赐以为是吉兆，提议祝贺。明成祖说：在天的这一方，因阴云蔽日见不到日蚀，不等于他处也见不到。天空很大，能见到日蚀的地方，多得很呢。
否定原因：缺乏常识。
“野蚕结茧，建议开庆祝会”
永乐初，礼部尚书李至刚上奏：今年山东有野蚕结茧，缫的丝送到礼部，请率领百官庆贺此事。明成祖一句话就把他们打发了。他说：“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
否定原因：少见多怪。
“有兔唇的人不能担任武官”
永乐年间，兵部提议，凡有“兔缺”(兔唇、唇裂)缺陷的，均不得世袭武官。明成祖说：“武臣当察其智勇怯弱及武事如何，岂当论相貌？孙膑既刖，智尚可用。”他说，战国时军事家孙膑虽然被削掉了膝盖骨，但他的智谋可用。明成祖断然拒绝采纳兵部的提议。
否定原因：歧视有生理缺陷的人。
“山谷中传出‘万岁’声，要求庆贺”
永乐十三年(1415)春，贵州布政司向朝廷报告：有人在太岩山听到山中连续发出“万岁”的呼声，这是皇上威德远播、感动山川的明证。尚书吕震请求庆贺。明成祖说：在山中呼喊，会听到回声，这是常识，哪里是什么奇异的事情？
否定原因：捕风捉影。
“天上见到寿星，要求庆贺”
永乐十五年(1417)，寿星现，群臣请贺。对此，明成祖不以为然：往年寿星出现，你们以为是祥瑞，纷纷致贺。然而四方旱涝、蝗灾、流行病比比皆是，却很少有人向我报告。他对群臣的这个提议未予采纳。
否定原因：只关心天上的事，不关心地上的事。
广开言路，禁止通政司擅自截留奏疏
针对“求直言难”问题，很多帝王都曾对官员进言作过引导。他们用各种方式向官员们表明了求谏的诚意。
封建时代官员上书皇帝的书面报告，名称很多，有奏报、奏章、题本、奏本、题奏等等。上奏帝王的各类文字，总称奏疏或奏议。这些都是官员议政的重要方式和渠道。而掌管奏疏的通政司这类机构，对于朝廷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机构。下情上达，靠它;帝王和朝廷了解全国民情、舆情，靠它;最高当局掌握全国官僚机构的运作情况，靠它。
按规定，通政司所收奏疏，要全部上呈皇帝，不得以种种借口截留。然而，曾有通政司官员擅自做主，将所收四方奏疏，分成“要件”和“非要件”，只将“要件”上呈明成祖，而将他们认为的“非要件”直接转送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明成祖得知后非常生气，他说：设立通政司，目的就是使言路畅通、信息畅通，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告，我都不能全面了解，通政司不是等于虚设了吗？
在明成祖看来，通政司官员眼中的非要件奏疏，很可能就是重要奏疏。他说：我治理天下，希望全面掌握民情，“虽细微事不敢忽”，连细节都不敢忽略。又说，一个皇帝，不熟知民情和民生之事，是很危险的，“自古昏君，其不知民事者多至亡国”。他正是吸取了历史上亡国之君的教训，才这么重视官员的书面报告。
口头报告，是百官议政的另一种重要方式和渠道。他们可以在上朝时或皇帝召见时，向皇帝提出建议、意见。勤于政事的明成祖告诉大臣们，早朝因时间关系不能畅所欲言的各方面，“午朝”或“晚朝”时尽可从容向他报告。
树立上书言事的“样板”，让官员们学习
在求谏方面做得好的，无过于唐太宗。
贞观初年，他对王公大臣们说：“帝王如果以为可以自我完善，不必借助官员们纠正自己，是很危险的。隋炀帝就是因为把官员的口封住了，听不到他们讲君王的过失，才导致败亡的。隋朝的灭亡离我们不远，你们看到凡施政不利于民众的，都要直言进谏、规劝。”他为了表示求谏的诚意，还把官员们的上书一篇篇贴在墙上，时常观看。
为引导官员更多进言，明成祖则树立了上书言事的“样板”，让官员们学习。他命黄淮、杨士奇等编纂《历代名臣奏议》一书。永乐十四年(1416)，此书编成，共350卷。所收奏议，上自商周，下迄宋元，汉以后搜罗大备。《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为“古今奏议之渊海”。
想听实话为何这么难
清醒的皇帝都希望听到臣下的真话、实话。他们深知，专喜听阿谀话的皇帝会犯糊涂，而皇帝犯糊涂，就意味着有可能步历史上昏君的后尘。但是，皇帝要想听真话、实话，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明代的好几个皇帝，都曾感叹“求直言难”。
明成祖曾对通政司官员说：地方官来朝，我都命他们报告民间疾苦，他们总是说，“田谷丰稔，闾阎乐业”，只讲赞颂太平盛世的话，不说真话，不说实情。最近听说山西饥民有吃树皮草根的，然而没有一个官员向我报告这件事。
明仁宗也曾因大臣们很少有人向他进言，下了一道诏令，其中说道：我继位之初，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向全国的官员求直言，这是我的真实意思，而“涉月累旬，言者无几”，响应者寥寥。
明宣宗因负责监察的御史们“多怀顾忌，少有敢言”，遂对右都御史顾佐等说：朝廷立法，凡各衙门官员及普通百姓，都允许向朝廷提建议、意见。况且提意见是御史们的职责所在，你们都是我所倚信的，“岂可有所顾忌”？你们要明白自己的职责，“若当言不言，以失职论”。
其实，深感求直言难的皇帝，岂止明代的几个皇帝？就连唐太宗都有过这样的感慨。贞观十五年(641)，他问魏征：近来大臣们都不议论政事，这是什么原因呢？魏征答道：陛下虚心听取意见，应当有人进言。不过官员中有三种人：懦弱之人心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恐君王不信而不得言，怀禄(留恋爵禄)之人害怕危及自身而不敢言，所以大家都保持缄默。
听不到官员的真话，有帝王自身的原因，也有官员方面的原因。从皇帝这个角度讲，他虽然下了诏令，恳求直言，但官员们多不信，因为历史上向皇帝进言的官员罹祸的不在少数。从官员的角度讲，官场不乏“官油子”。唐朝宰相苏味道便是这类官员的典型。他担任宰相，从未提出过有独到见地的建议、意见，一味阿谀皇上，处事圆滑。他常对人说：“决事不欲明白，误则有悔，模棱持两端可也。”官场上这样的“模棱手”越多，君王越难听到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