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太平天国的烽火硝烟刚刚散去时，日本武士阶层反政府叛乱的著名战役“西南战争”拉开了帷幕。无论是起义规模还是持续时间，仅延续了半年多的日本“西南战争”远无法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相提并论。况且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代表的是成千上万被欺凌压榨的人民的怒吼，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争”明显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战争，他代表的只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又螳臂挡车的武士阶层。
然而，对于中日这两场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和西乡隆盛，人们的评价似乎正好南辕北辙、毁誉难分。对洪秀全的是非争论从无到有，由少到多，沸沸扬扬，太平天国政权的“先进性”也不断受到质疑。而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西乡隆盛，却很快得到日本人的宽容与尊敬。西乡隆盛死后仅12年(1889年)，明治政府就为他恢复了名誉，赦其“逆罪”，除其“贼名”，追赠其被剥夺的正三位官衔，还在东京的上野公园为他竖立了一座巍峨的铜像。
历史有玄机，一切非偶然。洪秀全比西乡隆盛逊色的关键就在于“权力人格”。
所谓“权力人格”应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做人的工作(用干部带队伍)的能力、谋事的能力、激励士气的能力。概括起来就是人、事、心三方面的整合能力。逐一对比日本的“造反派”西乡隆盛，可以看出洪秀全的差距。
【失败的英雄与心不在焉的革命者】
政治权威是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依据正义或伟大人格的感召力，产生具有高度稳定性、可靠性的政治影响力。权力使人顺从，权威使人服从;领导者需要权力，领导力更需要权威，它是领导者人望、感召、威信的综合反映。洪秀全首先在人格信誉方面就远不如西乡隆盛。
洪秀全的事迹人们耳熟能详，但说到西乡隆盛，并不都很熟悉。西乡隆盛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重臣，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在19世纪末领导推翻了德川幕府旧政权，缔造新日本。他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一起被称为“维新三杰”。正当他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却因不满新政府剥夺武士的特权而发动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向自己一手缔造的新政权宣战。历经8个月激战，最后兵败城山，剖腹自杀。
西乡隆盛的传奇始于1858年与月照和尚的生死经历。月照和尚由于勤王活动为幕府所不容，避难于萨摩藩，为主张倒幕的西乡隆盛收容。1858年兴起的“安政大狱”，新的萨摩藩藩主改变立场，悍然翻脸，命令西乡逮捕并流放月照。西乡屡次与新藩主争辩未果，无计可施，此时的西乡报国无门，报友无能，真是山穷水尽，一筹莫展。月照不愿连累西乡，乃伸头给西乡示意其砍下，表示宁死于同志之手，无怨无悔。
西乡这样的硬汉子，哪里肯在紧要关头卖友求荣。他从容无事，某夜，与月照泛舟于锦江湾，对饮高歌，最后两人相抱，一起蹈海自尽。谁知西乡幸运被救，而月照却淹死于海中。大难未死的西乡隆盛继续为维新事业奔波，数年后，逐渐成为萨摩藩最具实权的人物，并完成了月照生前未能实现的倒幕维新大业。西乡隆盛在月照逝世17周年时，还深情作诗道：“相约投渊无后先，岂图波上再生缘。田头十有余年梦，空隔幽男哭墓前。”
西乡隆盛独有的人格信誉，并非其自身独有，而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深远折射。战场上的生死瞬间，武士重名誉而轻生命由来已久，有时甚至显得不近情理。一名叫景正的武士在战场上被敌人的弓箭射中，仍带伤作战，同伴想为他取下射进眼睛里的箭，便用脚踩他的脸要为他拔出箭，他却大怒拔出刀刺杀同伴。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的颜面被他人践踏便损伤了武士的尊严与名誉。在名誉与死之间，武士宁愿选择前者。
日本历史上的武士，作为政治权威，在武国理念的指导下治理国家近七百年;作为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影响日本文化的构成及走向;作为理想形象，直到现代依然是日本国民效法和崇拜的对象。西乡隆盛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无论成败与否，他都得到日本人由衷的敬畏。
而洪秀全从起义那天起，就没把心思放在用兵打仗上。每到革命事业山穷水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动摇退缩，逃之夭夭。刚进入广西传教之时，困难重重，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洪秀全不堪忍受，借故扔下冯云山一个人，回广东老家继续当他的私塾老师去了。三年之后，得知冯云山在广西继续传教，且已发展了三千多名教徒，他大喜过望，立刻整好行囊，奔广西而来。到了广西，他不听冯云山韬光养晦的劝告，执意大干一场，捣毁了当地百姓信的甘王庙，引起官府注意。官府逮捕了冯云山，洪秀全吓得失魂落魄，借口回广东找两广总督营救冯，又跑回了广东老家待了一年半。等冯云山被别人营救出来，风头已经过去，他才又回到广西。洪秀全一生的“革命生涯”可以说都是误打误撞，他的投机心理与农民似的狡黠在起义之初随处可见，张宏杰总结得十分到位：
从创教之初，他就一直很少参与繁杂艰苦的具体事务，而是沉醉于制定规矩、讲究排场、编造神话、神化自己。所有政务，先是委之冯云山，后是委之杨秀清。他既没有操作具体事务的才能，也没有那种耐心和毅力。(张宏杰：《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固然有其非凡的一面，但他始终缺乏一种企求人格圆满的自觉和警醒。这是他执迷不悟的缘起，也是其最终失败的根由。
【时代大潮中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
一位成功的领袖，首先应该是才智卓越的人才。以识树威，以能树威，以情固威。而在见识能力上，洪秀全与西乡隆盛亦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洪秀全本身是一个四次落第的秀才，从他后来那些大量俚俗混杂文理不通的诗文看，他确实是一个资质平平、毫无灵气的人。他对“读书明白”之人绝大多数嗤之以鼻，自己不读书，还不许别人读书——包括他自己的儿子。“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他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经典，捣毁庙宇偶像，尽弃所学，致力于“向西方寻求真理”。可实际上，他既没有读懂西方宗教教义，又不懂革命为何物;既不明白世界大势，更不理解资本主义为何物。
洪秀全对待文化的态度，决定了太平军的人员构成。由于科举场上的失利阴影，他潜意识中总把有文化者视为异己。太平军公开造反之后，只有少数读书人愿意参加。一听说太平军即将占领某地，读书人便闻风而逃。有些无法逃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发泄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勇烈。可见太平军与知识阶层的对立，到了何其激烈的程度。
曾国藩正是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名，号召士大夫与太平天国为敌。他在《讨粤匪檄》中以充满激情与鼓动的文字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这几句话着实厉害，一下子把洪秀全摆到千年纲常名教的敌对面，摆到千千万万读书人的敌对面。清廷以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凝系了传统制度下的社会力量，时间一长，战局逐渐倒向代表传统“正道”的曾国藩一方也就势所难免了。洪秀全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轻践文化的苦酒。
他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更缺乏领导实践能力，最后导致军心民心分崩离析，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可是不甘于做橡皮图章的洪秀全，有时也要乱出主意瞎指挥，结果导致冯云山被清军炮击死于全州蓑衣渡。这一来使洪秀全在军事上不敢再指手画脚。没有军事指挥、行政领导能力的洪秀全，到南京后干脆退出一线，尽情享福。在豪华无比的天王府里，面对官员们呈上的奏章，他一概盖上“旨准”的图章。而越不管事，便越缺乏管事能力。到了太平天国迅速走向衰亡的后期，他完全只能依靠“天意”支撑自己了。
洪秀全所处的时代时逢中西交冲，身处千年未有的时代变局，他左支右绌，无力应付。在太平天国所有来访的传教士中，美国人罗孝全是最受礼遇的一位，因为他曾是发迹前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然而正是这位自称一直是洪秀全“革命运动的朋友”，在与洪秀全相处不久后即想方设法逃离天京，与太平天国反目成仇。1862年2月4日，罗孝全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说：
在他们中间生活十五个月后，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我当初支持他们的程度……我相信他(洪秀全)是一个狂人，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个统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诸王，没有能力组建起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组建一个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样带给人民同样利益的政府。
罗孝全的离去与反目，成为太平天国与西方传教士、基督教彻底破裂的标志与象征。过去曾持同情、观望态度的西方列强，转而将枪口对准了太平军将士。英、法两国除在上海外围与宁波地区直接出兵进攻太平军外，还准许戈登、日意格等现役或退役军官受雇于清廷，组织常胜军、常捷军等残酷围剿。仅就这一重大战略的失策，也足见洪秀全严重缺乏战略家的眼光和胸怀。
而西乡隆盛能够成为一代明君明治天皇的老师，可见其才学能力非同一般。
西乡出身于萨摩藩一个地位低下的武士家庭。这个时期的武士，非常看重笔尖口头功夫。西乡从小受到传统武士教育，通过严格的武士训练，逐步掌握了剑术、弓术、马术、柔术、炮术和枪术。武士家庭生活环境的熏陶和严格训练，不仅使其养成了尚武的习性和刚健的气质，而且深深扎下了忠孝仁义的道德观念。他不仅博学通才，而且识见超人，具有谋事的眼光与魄力。他在维新期间可谓叱咤风云，有胆有识，先后建立“萨长倒幕同盟”，策划“王政复古”，实现“江户无血开城”，创立警察制度，完成废藩置县……在近代日本历史上功勋卓著，万人敬仰。
西乡隆盛通晓世界大势，更能在时代的大潮中相时而动，搏击中流。他与大久保利通掌握萨摩藩藩政藩军后，锐意改革，扩充陆海军，实行近代化建设，积极准备打倒幕府。为了取得英国财政、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援助，甚至不惜和曾与萨摩交过手的外洋仇家——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为了顺应时势，曾经一度为“攘夷”奔走呼号的西乡，却不盲目排外，而知顺时而动，通达权变。历史上的萨摩藩，在西乡执政时期，就早已有了西式的军工厂，并由英国提供大批军火。在后来的倒幕战争中，萨摩的火枪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西乡在倒幕成功后曾派遣精通火器的手下出洋学习，部属们在申领出洋经费时，慷慨陈誓，倘此去不能习得西人火器精妙，必剖腹以谢其罪。近代日本武士精神和西方先进技术，就是这样结合起来的。陈独秀就曾诗咏西乡“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心交者，方能永恒】
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色交者，色衰则疏;以心交者，方能永恒。通过什么途径凝聚、团结部属，这是对领导者的极大考验。
一个没有人文底蕴的人很难指望他去匡正世风人心，所以，洪秀全做事重于为人。他的手下未必没有明于英断之辈，然而被信念和信义感召而来的人并不多。洪秀全没有能力向这些人提供赖以维系的真正精神力量，在虚幻的“天国”梦想下，他只能以利禄驱众。这些人追随于洪秀全的身边，汇成了一个影响历史的群体。洪秀全之人格，能入脑而不能入心。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其一生事业做得越大，身边的君子英才反而越来越少。
进入天京后，洪秀全偏处深宫，脱离群众，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洪秀全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既理政无能，又驭众无方，只能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致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
中国从汉朝至明清，晋爵封王一直都是一项很严肃、很慎重的奖赏制度。可是到了洪秀全这里，王爵之多之滥之乱，简直匪夷所思。到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国“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当王爷们多得无法以字面区别时，洪秀全干脆来个数字编号，以示区分。故而出现了“368天安”，“1467天福”，“1469天豫”之类数字化的官爵，写下了中国几千年专制官制史上的奇观。
在一个依靠名器驾驭天下人心的时代里，名器太滥使人心风气和仕路秩序都因之大乱。如此滥封王位带来的恶果，不但使财政开支更加困难，而且让这些草头大王拥兵自重，成为当地一霸，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前呼后拥，招摇过市，老百姓纷纷走避不及。正如民谣所唱：“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蒋廷黻给洪秀全作了这样的总结：“他的运动无疑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反观西乡隆盛则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立场始终站在下级武士一边，他代表的正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映照下的理想人格。下级武士是维新的主力，但后来被剥夺了特权，他不能接受这一点，于是起兵维护他的武士兄弟们的利益，与之交战的都是他的旧日同僚。他和参加维新的其他志士不同，对高官厚禄毫无兴趣，但可以为支持他的人舍命而不计后果。在流放岛看到流放的罪人和岛民没粮吃，西乡隆盛毫不吝惜地将发给自己的大米让给他们吃，结果自己断顿。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将自己的俸禄用于抚恤武士家属，创办“私学校”，以“尊王悯民”为校训，传授经史。最后起兵造反时，他本想息事宁人，但又不忍给义愤填膺的学生们泼冷水，才孤注一掷走上了武力反政府的道路。
西乡的号召力自然可以想见，被围城山后，西乡以下的心腹众人，都心甘情愿追随西乡从容赴死。桐野利秋依然不改往日风度，他把长发扎在脑后，手持银饰指挥刀，着便装巡视城山，威风丝毫不减，甚至有人还闻到他身上喷洒过的古龙水的味道。西乡的另一干将村田新八则显得豪爽乐观，这个在欧美接受先进思想、曾被胜海舟称赞为“大久保以外惟有此人”的武士，在探望伤病员的时候，还乐观自嘲大笑：“刚刚我看了政府军修的工事，真是坚固啊，我们无论如何是打不动的。就算以后有洋人来，日本也不用怕被欺负啦！”
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差距，某种程度上是染毒的儒家文明输给了刚健的武士道精神，其间折射出各自国家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自我更新的努力和痛苦。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开始研究中国何以长期积弱的原因，鉴于当时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他激动地说：“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愤而下笔，于1904年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在该书的序言里，他回顾了中国武士道精神归于瓦解湮灭的历程和原因，并指出这一精神的消失对中国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种对中华民族已消失不彰的武士精神的追怀赞叹，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令人扼腕感叹、痛彻心肺。诚如当年面对日寇的铁蹄侵略，王芸生大声疾呼：“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好中国人！——中国现在需要无数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个石敬瑭、吴三桂便足以亡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