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登基的第一年，就对全国的地方官员进行了政绩考核，考核的结果，河南郡郡守吴公名列第一。汉文帝赞许他的功绩，提拔吴公到中央担任廷尉（司法部长）。
吴公调任中央以后，向皇帝举荐了一位青年才俊。这位青年才俊，正是洛阳人贾谊。于是汉文帝召见贾谊，任命他为博士官，并亲切询问他对国家大事的看法。
看来贾谊的回答让皇帝有惊艳之感，因为年方二十的贾谊，居然在此后的一年之中做到了太中大夫，俸禄千石。
但贾谊的火箭式上升也就到此为止。三年后，当汉文帝打算提拔贾谊做部长级干部时，遭到了几乎所有官员的一致强烈反对，理由是：太年轻，学问功底不扎实；权力欲望太强，难以合作共事；毛手毛脚，改革激进。
汉文帝也吃了一惊，想不到大家对小贾如此排斥，看来小贾在中央是无法干下去了！于是外调他去湖南，当长沙王的太傅。这几乎就是一个闲差，对于官场来说，小贾简直成为废人了。
这件事后来成为文人骚客关注度极高的话题：贾谊为什么失意？他得罪了哪些人，以至于受到如此排挤？
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把贾谊的示意归因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具体而言，首先是贾谊急于表现，得罪了老先生们。《史记》记载，小贾是博士中最年轻的，每次皇帝下诏询问大家对某件国家大事的看法，老先生们还没能打好发言稿，才思敏捷的小贾已经全部周到地解答完毕。如此表现，老先生们口头上只好服软，后生可畏，心里却难免不高兴。
其次是贾谊升迁太快，导致同僚嫉妒从博士到太中大夫，不足一年的火箭式跃升，显然让在官场上很辛苦耕耘的同僚们义愤填膺了，而以军功上位的老将军门更是不满，我们流血战斗换来的官位，你个小青年张张嘴就混上了？
诚然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然而官僚故旧的阻挠，虽能造成阻力，却未必能改变汉文帝的态度。关键是汉文帝的态度如何？
李商隐诗云：“宣室求贤访逐客，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何以“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绝非不关心“苍生”的昏君，他为何只问贾谊“鬼神”事。潜在的原因，恐怕是汉文帝对贾谊的主张并不完全赞同。
而正是这一点，才是决定了贾谊仕途失意的真正原因。
贾谊第一次重大献策，是鼓动汉文帝改制。这是儒家的礼仪重点，当年叔孙通做了一个简易版本，解决了朝廷基本礼仪问题，但也就到此而已，因为儒家那一套繁文缛节，实在让刘邦等汉初君臣提不起兴趣。而贾谊所提出的改制方案，不但针对礼乐，还包括历法、服色、制度、官名，几乎可以说是将汉朝体制推倒重来的一揽子计划。
贾谊的这项建议，让汉文帝很吃不消。为什么？汉朝建立以来，一切政策，都贯穿着实用主义思维，凡事都以促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为目的，最忌讳的是无事生非的扰民之举。萧何当年修建未央宫，稍稍华丽雄伟了一点，刘邦便觉得消受不起。汉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没有为自己修盖一间宫殿，宝马、好车、名贵服装，毫无添置。当时时尚界流行的服装款式是“长裙曵地”，但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妃子慎夫人居然“衣不曳地”，为的是节约布料。汉文帝自己的陵墓中的随葬品，也都是瓦器，金、银、铜、锡，一概没有。所以盗墓界的人士都不去打扰他老人家的安息，为什么呀？一是仰慕他，一是晓得没什么可拿的，还不如一个土财主家里有油水呢！
汉文帝如此节约，无非是考虑到百姓收入有限，上交的赋税，作为天子要省着点花。花费少了，纳税人的负担自然也就得以减轻。那么先“富民”、后强国的汉朝发展路线，庶几可以完成。
但是如果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改历法、官制、服色，建立繁文缛节的儒家礼乐制度，必然有两个结果：其一是花费大量赋税在无关民生的形式建设上，其二是打乱现有秩序，干扰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
所以贾谊的儒家主张，与主张与民休息的朝廷主流黄老思想严重不符，汉文帝自然难以接受，只好表示谦让不敢当，事实上是否决了贾谊的建议。
改制建议之否决，是贾谊仕途上第一次重大挫折，为他后来的外调埋下伏笔，不过事情还在继续发展。第二年，贾谊给汉文帝上了一份关于农业问题的建议书。
建议书的前半部分，贾谊引经据典，大谈农业的重要性，这固然不错。但在后半部分，贾谊所提出的建议，却让汉文帝再次无语。贾谊是这么说的：
“农业为本，工商为末。所以我认为，应该强制工匠商人，改行务农。则积蓄自然充足，百姓也安居乐业。陛下在这一点一直犹豫不觉，实在可惜！”
在这封建议书中，贾谊继续在兜售儒家的那一套，不过这一会不是礼乐制度，而是抑制商业。对于这一点，汉文帝就更不能苟同了，虽然农业的确重要，但汉初以来，从来就没有一个皇帝或丞相说要强制商人去种田，而是推行自由政策，鼓励百姓依据具体条件，各自寻找致富之路。如果按照贾谊的主张，强制工商阶层都去务农，那还不乱了套。
实际上，从汉高祖到汉文帝，推行了大量促进农业生产的实惠政策。
汉高祖刘邦做了三件事。其一是颁布了招揽流浪人口回归故乡的优惠政策，把老百姓在战乱期间失去的田地、房子还给他们，让他们回家安居乐业。其二是发动了一场废奴运动。战争期间，许多老百姓因吃不饱饭而自卖为奴婢，现在全部释放为自由人。其三：秦朝税收制度是“泰半”， 泰就是太，太半就是一半还多。汉高祖收多少，田赋改为十五税一，什么意思？农业税（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个人所得税，因为当时的百姓主要收入就是农业）是百分之六点六七，加上其他附加税收，也不到百分之二十。
汉文帝继位以后，一是继续减税：农业税（个人所得税）再减一半，从十五税一到三十税一，也就是是百分之三点三三，算赋（人头税）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二是减轻徭役：成年男子的徭役减为每三年服役一次。
上述措施，远比贾谊的“强制商人务农”来得实际有效。
对于工商业，汉文帝的态度也颇为积极，至少是“重农不轻商”。他先是开放山林川泽资源，放手让百姓发家致富。文帝后六年，开放为国家垄断的所有山林川泽，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结果，民间资本空前活跃，汉朝的商业、手工业、矿业、渔业空前繁荣，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起来。
后是废除了关卡。汉代在军事重镇或边地要塞，都设以控制人口流动，检查行旅往来。出入关隘时，要持有“传”（通行证），方可放行。文帝十二年，取消出入关的“传”，直接降低了商业运输成本。
由此看来，汉文帝在经济问题上与贾谊的态度，又是截然相反。既然道不同，那么自然不相为谋，贾谊的退场也就顺理成章了。
贾谊的失意，绝非孤立的事件。汉初，大多数如贾谊这样的儒生，他们的仕途都是失意的，这完全是因为儒家思想与道家黄老思想的格格不入。
所以贾谊的失意，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汉初百姓的幸事。倘使贾谊主政，所谓“文景盛世”，恐怕要夭折于襁褓之中了。
那么贾谊在史册上，为什么又会享有那么高的声誉呢？首先是因为后世文人对他个人的同情。如李商隐，他自己也失意潦倒，难免就借贾谊这杯酒，浇自己的块垒。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汉武帝以后的中国社会，乃是儒家思想的一统天下，对于贾谊这位早期的儒家思想鼓吹者，需要有所拔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