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的一种手法是背后拨弄是非，造谣离间
，出卖同他共事的大臣。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要求离开右相的职位。宋高宗赵构问他：“谁可代替你呢？”张浚不说。赵构又问：“秦桧怎么样？”张浚说：“与他共事，才知他不光明磊落。’赵构说：“那就用赵鼎。”赵鼎接替了张浚的宰相职务。后来张浚受到迫害，要把他安置在岭南，赵鼎就约同事解救，与大臣张守面奏赵构，每人都千官万语为张浚求情，唯独秦桧一言不发，原来赵鼎、张浚很合得来，张浚先任宰相，竭力引荐赵鼎。他们曾讨论过人才问题．张浚激动地谈秦桧“善良”。赵鼎说：“此人得志，我们就无所措手足了，”张浚不以为然，所以也引荐过秦桧．后来知他不光明正大，就不再推崇他了．秦桧因此怀恨张浚，用挑拨手法告赵鼎说：“皇上想召用你，而张浚拖延扣留。这就激怒赵鼎去排挤张浚。秦桧在枢密院只听赵鼎的指使，而赵鼎素来就讨厌秦桧，经他这一拨弄，赵鼎反而对他深信不疑，最后他们都被秦桧所排挤。赵鼎与张浚晚年在福州相遇，谈及此事，才知都被秦桧出卖了。
秦桧的第二种手法是言语不多，却很毒，甚至以一语害人．正如《宋史》中所说，秦桧阴险如悬崖陷阱，深危莫测．群臣讨论政事，还没有据理力辩，他用一两句话就否定了．李光曾与秦桧争论，发育稍微触犯了秦桧，秦桧就不说话了．等李光说完，秦桧慢慢地说：“李光没有作大臣的礼法。”赵构听后，对李光十分生气。所以史书上指出秦桧凡陷害忠良，一般是用这种权术。
秦桧的第三种手法是一意孤行，排除异己，必欲置反对者于死地而后快．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书，愿斩秦桧以谢天下。顷刻受到秦桧打击，把他贬往昭州(今广西乎乐)“编管”（宋代官吏，因罪除去名籍贬谪州郡，编入该地户籍，并由当地官吏管束）。他因小妻临产，想稍晚几天再走，结果秦桧派人叫他戴上刑具，押送昭州．秦桧还觉得对胡铨处理过轻，不足以“贬一警百”，使反对议和的人从此俯首贴耳，箝口不官，因而迫使赵构发了一道诏令，说胡铨上疏是放肆称凶，倡导犯上之风，告诫朝廷内外，不得效法。大臣陈刚中支持胡铨上书，秦桧大怒，把他弄到赣州安远县。安远县地处边远山区，条件极差，瘴气很盛，当地谚语说：“龙南、安远，一去不转。”意思说，到安远是一去不复返了，必然死在那里。陈刚中果然死在安远．邵隆在商州(今陕西商县)十年，披荆斩棘地进行治理，招回流散人手，发展生产，多次打败金兵。正值“绍兴和议”签订，把商州割与金国，邵隆很不满意．后来任命他主管金州(今陕西安康)，他曾出兵金统治区．秦桧怀恨，就调他去主管叙州(今四川宜宾市)，但仍不解恨，就暗中派人用毒酒杀害了他。故将解潜罢官闲居，因不同意和议，被流放南安(今江西大余)而死。大臣白锷说秦桧办事荒谬反常，被刺配万安军（今广东海南岛万宁）。可以这样说，翻开《宋史·秦桧传》，几乎是满篇记载着秦桧血淋淋的害人帐。
秦桧的第四种手法是屡兴大狱，株连无辜，迫害与他稍有些微异意的人．秦桧晚年更为凶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又兴起王庶二子(王之奇、王之荀)、叶三省、杨炜、袁敏求四大狱。诬陷他们有“诽滂罪”。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赵令衿看秦桧的《家庙记》，口念“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结果被告。有人又告赵鼎的儿子赵汾同赵令衿饮宴后厚赠礼物，“必有奸谋’，就送赵令衿入狱。秦桧在他的“一德格天阁，，里写上赵鼎，李光，胡铨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快。”此时赵鼎已死，恨不能处置，就想捕杀他的儿子赵汾，秦桧尤恨张浚，将他编管水州(今湖南零陵)，指使其死党张柄坐镇潭州(今湖南长沙)，与郡丞汪召锡共同监视．秦桧甚至要赵汾捏造事实，诬陷自己与张浚、李光、胡寅“谋大逆”，这次株连贤士五十三人．兴起这个大狱之时，秦桧已是奄奄一息之日了。
摧毁国防，败坏军力。秦桧当国，把南宋之初在与金人的长期抗战锻炼出来的良将劲卒尽加杀害和驱逐。由于秦桧的卖官鬻爵，新上任的军官根本不会治军，只会捞钱，“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系年要录》卷189）。这些人整天朝游暮宴、安富尊荣、醉生梦死，南宋初年军队的抗敌锐气，经秦桧主政二十年间，丧失殆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