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的“外交”
滦州会议后，郭松龄派鲁穆庭和谭家骏到段祺瑞执政府交涉。但段祺瑞没有接见，只派儿子段宏业出来应付。段宏业是谭家骏的学生，接待时却并不友好，说：“这次不是你们两位来，政府定不接见。今后你们的代表应指定专人，常常更换实非所宜。”原来，早在鲁穆庭两人求见段祺瑞之前，郭松龄已派弟弟郭大鸣求见过了。
而关于实质性问题，段宏业则一口回绝：“郭松龄请求政府罢免张作霖的本兼各职，发表他为奉天军务督办，这种举动执政认为如同造反，政府方面为维持纪纲应予制止；但根据目前情况不欲为此无用的表示，只有静观事态的演变。他的请求政府不能照办。”
执政府是如此说法，那么日本又是何态度呢？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郭松龄因为不答应日本的条件，所以日本人才转而支持张作霖，但据曾经参与“调停”的守田福松的记录来看，则并非如此。事实上，日本人从一开始便不支持郭松龄，这与段祺瑞不支持郭松龄是一个道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想法，日本人和段祺瑞都不大清楚郭松龄的“政治理念”，他们也不想冒这个风险。
1925年11月30日，满铁发给日本外相的电报称，“深信支持张作霖抵抗之要务，除此之外别无他策。”此外，关东军方面也是如此态度。11月26日，关东军参谋浦澄江与郭松龄“谈”了四个半小时，极力劝阻郭松龄。最后，浦澄江声称，在发动军事行动之时，日本方面将发出各种“警告”。据参加会议的殷汝耕(时任郭松龄秘书兼翻译)回忆：“大体上是高调威吓，认为郭忘恩负义，对郭的所为进行了严厉指责。对此，郭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并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而这个时候，张作霖还没有与日本人“勾结”，可日本的态度却已明确，那就是不支持郭松龄起事。可以说，“外交”上的孤立也是郭松龄失败的一大原因。
郭松龄“等”了三天
郭松龄在外交陷于被动，已经明了，那么，其内部又如何呢？我们也可以考察一下。郭松龄原来以为，张作霖身边无兵，若乘其不意，一举拿下奉天，便可万事大吉。但一来张作相的第四军团正驻山海关，延缓了郭松龄的进军速度。再则，郭松龄虽然久掌兵权，但却不掌财权，一经“独立”，军饷立即成了问题，据鲁穆庭的说法，“军队的十一月份薪饷应于十二月初即行发放，但事前毫无准备，只得以边业银行的银块和沿途征收的捐税发放一部分”，显然，这对于军队的士气来说，是有影响的。
因为没有后勤补给，因而对于百姓的“爱护”在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了。据《锦葫战事——郭军反奉片断》(《葫芦岛文史资料》第2辑)记载：“这次战役，祸及百姓，有的居民房屋被烧毁，畜、禽和粮食等被掠夺一空，稻池村民17岁的朱某因不敢给郭军带路，无辜惨遭枪害致死。”事实上，郭松龄在巨流河的失败，也与民心向背有关。有资料记载，当地百姓说：“郭鬼子带一帮饿鬼，把我们一年的粮柴，吃光烧光。”这说明郭松龄的行动遭到了百姓的反对，从而使补给更加困难。
更加糟糕的是，老天爷也要找郭松龄的麻烦。第二军“军长”刘伟的副官郭景珊在《郭松龄反奉原因》中说：“三十日部队到达连山时，这天气候变了，北风大雪，官兵穿的单衣，在战斗中冻死的很多，还有不少冻伤了手脚。”《锦葫战事——郭军反奉片断》也记载：“12月2日至3日，天气骤变，连降大雪，有一尺来厚，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20度，郭军士兵仍旧穿着夏季衣服，多被冻伤”，据穆春骑兵师中校参谋兼作战科科长房书溪回忆，战后统计，轻重冻伤者达7000余名。
郭景珊还回忆了一个细节，说12月5日攻占锦州后，邹作华参谋长下令在锦州休息三天。就是在这三天里，“张作霖就有机会电调吉林军队和黑龙江的军队，很快开到新民县东的巨流河了，进行防守”。郭景珊称：“郭松龄之所以失败即在这三天”。那么，郭松龄为什么要在锦州“休息”三天之久呢？一种说法是邹作华故意给郭松龄拆台。一种说法是等棉衣，但是，究竟是不是等来了棉衣，却有截然不同两种回忆。郭松龄的贴身卫兵姜明文称，休息三日的情况确实存在，其目的就是为了等待由天津运来的棉衣。第二天棉服装与现大洋都已运到，连夜分发到官兵身上，又发了双饷，都是白花花的银元，官兵领到后全军踊跃，士气大振。
但另有一种说法认为，郭松龄根本就没能从天津运回什么棉衣。据鲁穆庭回忆，兵变之初，冯玉祥曾赞助郭松龄20万元，当时正值严冬，就派人在天津赶制了6万件大衣，但因交通断绝，未能及时运出。李景林的继任者孙岳(国民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军军长，李景林败走后，任直隶督办)竟想趁火打劫。没办法，只得将这批大衣藏在日商山下株式会社的仓库内。后来，郭松龄兵败被杀，孙岳也被赶跑了，张作霖才将这批大衣当作“战利品”，运回奉天。
郭松龄的死亡追杀令
与守田会晤后，郭松龄曾给吉田总领事发去一电，提出了自己“收拾战局”的想法。在锦州时，“郭似乎已有稳操胜券的把握”(守田手记)，所以才会如此强硬。请注意，这里面也提及张学良，而并无“特别关照”，甚至其生命、财产都要“看着办”。最后一条，则更见郭松龄之“决绝”，简直就是“死亡追杀令”。如此说来，郭松龄就有些恩将仇报、刻薄寡恩了。
郭军参谋处长王仁山的回忆也可资印证。在天津时，郭松龄曾对王仁山讲：“我们是讨杨以清君侧，当然仍是张家的天下。”后来到了锦州，王仁山又问及张氏父子的“命运”，郭松龄变了口吻，说：“那得听地方上的处理了”。(《沈阳文史资料》第12辑，141页)
笔者还注意到，兵变期间，郭松龄一直带着饶汉祥、林长民、齐世英等一批文人，显然“有所委任”的。刘鸣九说，郭松龄到锦州以后，就开始分配权力，内定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领导班子”。但具体差遣，现已无从查考，只知道“奉天省长”为林长民。后来，林长民就死在新民，一说中流弹而死，一说中了迫击炮而面目全非。林长民有一个女儿，叫林徽因。
由此，也可推定郭松龄到省城后，可能并不会如通电所称的那样“竭诚翊佐”张学良。事实上，在锦州时，郭松龄曾对守田知生明确表示，他要把张学良送到日本“留学”。对此，守田是这样记载的：“我(郭松龄)已经四十二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多久了，张上将军若能悔悟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学良君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在此期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愿将地位让给学良君，自己下野，度过闲云野鹤的安静余生。这不是假意，而是真情。为此，可以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做保证人。”如果这一记载属实，也可证明郭松龄所谓的“竭诚翊佐”，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
而相比之下，张学良却一直对郭松龄心存仁意之念。据张学良的秘书刘鸣九回忆，张学良曾让他拟写电报，命人把郭氏夫妇送到他的司令部来，说：“郭是个人才，为国家着想，我把他送到国外去深造”。就现有资料分析，张学良确实没有处死郭松龄的想法，当听到郭松龄已遭枪毙的消息后，张学良痛惜地说：“如郭不走，决不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