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其人
乔家的第一代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乾隆初年，乔贵发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十余年后乔贵发和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小字号广盛公。后来生意不景气，广盛公面临破产。但广盛公的许多生意伙伴认为广盛公东家为人处世不错，不忍看他们破产，相约三年后再来收欠账。三年后，乔贵发不但还清欠款，生意还重新复兴，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这已经是嘉庆年间的事了。这个故事似乎已经奠定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基础。而将家族生意乃至票号生意发扬光大的，正是乔贵发的孙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
一介儒生被迫接手家族生意
乔致庸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岁。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乔致庸是最长寿的一个。”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
从明代山西人以经商为荣的风气就开始形成。在50年代搞过一个调查，祁县当时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经商史。当时祁县人口在10万多一点，按这个推算，当时祁县就有两万多人在外经商。
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虽然生活在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却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养大，极受大哥关爱。由于大哥对他照顾有加却没有一般做父亲的严厉，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很自在，年轻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100多年前的“银联"理想
在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武殿学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
儒学与商业完美融合的一个标本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记述了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在山西乔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
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当时太后很高兴。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书香门第秀才亲笔传家训
乔氏家族，从乔致庸开始，已是名副其实的儒商，他本身儒学功深，也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商事筹划之余，常染翰抒情，兴致足时，亲自撰联，展纸挥毫。昔日的世族大家，庭院的文化氛围很浓，游廊刻石，楹柱悬联，庭堂挂匾，壁陈字画，已成雅俗。楹联大都以硬木刻制，有的还作一些鱼骨、美玉、花石等高级的镶嵌装饰，或刻名人书法，或大院主人自书，真草隶篆，各得所宜。书写内容或名人集句，或处世格言，或主人自撰，既是儒雅风韵的一大景观，又是内涵丰富的家声寄托，煞是中华文明在晋商大院的灿然亮点。乔致庸为了教示子孙，曾亲自撰写四副联语：
铭先租大恩大德，恒以礼义传家风;
训后辈务实务本，但留清白在人间。
受荫祖先须善言善行善德，
造福子孙在勤学勤俭勤劳。
居家莫享清福，淡饭粗茶有真味;
处事须知艰难，临深履薄是常情。
惜衣惜食不但惜财尤惜福，
求名求利要求自己莫求人。
最后一幅曾略作修改，刻制悬挂于内宅门上。即：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这四副联语实际上就是乔致庸掌门时的家训，其主旨有四：一、要不忘祖训，奋发向上;二、要持盈保泰，视有若虚;三、要临深履薄，勤俭用度;四、要勤学上进，礼义传家。乔致庸接过祖上的衣钵，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才有了乔氏家族蒸蒸日上的发展。他深知，只有治家谨严，才能光前裕后。据传，这四幅联语，乔致庸曾亲自书写成条幅，请人装裱在四扇屏风上，以使子孙们出入必睹，铭心不忘。可惜世易时移，这些墨迹都无缘得见了。所幸现时乔家大院编选付印的《匾额楹联集锦》中，收有一副乔致庸书写的联语，内容是：
具大神通皆济世
是真法力总回春
署“光绪壬辰嘉平月弟子乔致庸薰沐敬书”。
据其联语内容，所颂“神通”和“法力”都能达到“济世”与“回春”的境界，落款且称“弟子”，且又是虔诚地“薰沐敬书”，依此推断，当是为某佛寺药师殿敬献的对联。
联语的楷书，运笔有鲁公之厚重，石庵之圆腴，结体紧密，柔中见劲，容雍端庄，俨然富家翁面貌，可谓与“亮财主”其人如一了。
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从一介儒生到晋商翘楚，一生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乔致庸的人生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