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像他那样，一定活不过20岁。”
1905年，竺可桢15岁，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同班同学胡适14岁。两人都喜爱读书，但竺可桢因为过度用功，身体极为虚弱，胡适指着竺可桢对人说：“像他那样，一定活不过20岁。”胡适想不到的是，竺可桢活得比他还长寿，而且成为中国气象学、地理学的“双科宗师”，创办中国第一个地质学系和气象研究所，培养出张其昀、胡焕庸等地理学界的“开山大师”，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三年。
离开澄衷学堂后，竺可桢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胡适则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1910年8月，二人同赴北京参加第二期留美庚款公费生选拔考试。当时有400多人应考，录取70人，竺可桢第28名，胡适第55名。在美国留学时，二人开始学的都是农学，竺可桢先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并于1918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在武昌高师，由于当时该校学生大多是湖北、湖南人，几乎都听不懂竺可桢的绍兴口音，只能通过讲义来学习竺可桢开设的课程。为此，竺可桢要花费大量宝贵时间刻印讲义。此外，当时武昌高师的教师以留日学生居多，而留美归来的竺可桢许多教育观点和主张得不到留日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让“孤家寡人”的竺可桢十分苦闷。此时，执掌南高师的郭秉文正大张旗鼓地招揽人才，力邀竺可桢加盟南高师。于是，1920年夏天，竺可桢调入南高师。同年，他与中国第一个乘飞机上天的女性张侠魂结婚，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竺可桢在南高师，竺可桢被聘为文史地部教授，讲授气象学，同时还教授理化部的微积分和农科的地质学。当时的地理系虽号称系，但专门化课程不多，与传统意义上的“舆地科”相差无几。竺可桢分析世界形势后，认为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沙皇俄国以区区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决策者缺乏地理知识所致。而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国地理的研究远远超过中国人，美国有头等测候所200多个，中国却只有上海、香港等两三处外国人办的测候所。为此，竺可桢深感耻辱，大呼“要组织机关，捐募巨款，调查全国之地形、气候、人种及动植物、矿产”，而要完成此等使命，必须创办新型的地学系，培养中国自己的地学家。
指导学生论文从不署上自己的名字
1920年，东南大学以南高师为基础宣告成立，竺可桢主张以此为契机创办新型的大地学系，得到了校长郭秉文、教务主任陶行知等人的支持。于是，我国第一个地学系正式在东南大学文理科下成立，竺可桢担任系主任。
新地学系的一大特点是重视实习、实践，在校园六朝古松下建立了测候所，学生轮流观察、记录、分析气象情况。竺可桢对学生观测训练要求非常严格，并以身示范。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他都和学生一起准时观测，详细记载每个天气要素，毫无疏漏。当时，东大气象观测记录可靠性、仪器设备完好性居全国之首。身材瘦小的竺可桢，还常常带领学生赴野外实习，指导学生采集标本。以学生采集的标本为基础，东大在科学馆建立了我国大学中第一个地质标本室。
同时，竺可桢还特别重视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他和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合作，指导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创办《史地学报》，刊登师生的著译作品。竺可桢指导学生论文从不居功，从不署上自己的名字。即使有学生“强行”署名，竺可桢也托词道：“老师怎么能与学生处在同一个水平上呢？”至于考试，则常常由专题写作代替闭卷考试，让同学们感觉收益颇大。
聘请器材保管员上台为学生讲课
竺可桢原本可以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但在1936年2月16日却走向了另一段人生轨迹。这一天蒋介石突然约见他，要他去浙江大学任校长。蒋介石是听了陈布雷、翁文灏等人的意见，认为竺可桢既有声望资历，又是浙江人，乃浙大校长的不二人选，约见之后对他更是满意。竺可桢刚开始很不情愿担任校长，认为“大学校长，其职务繁重10倍于研究所所长”，自己很难也不愿意应付繁杂琐碎的官场应酬和千头万绪的行政工作，更不想放弃刚刚有起色的气象研究所的工作。然而妻子和朋友的鼓励，如陈布雷弟弟陈训慈来函劝他“浙省文化近来退化殊甚，需一大学为中流砥柱”，再加上竺的公心——“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入党部之手，而党之被人操纵已无疑异”，最终使得竺可桢决定接受浙大校长职务，但竺可桢提出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蒋介石在陈布雷的劝说下，勉强同意这三个条件。于是，1936年4月25日，46岁的竺可桢正式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同时兼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46年)。竺可桢接手的浙大可以算是当时全国最破败的大学了，图书馆藏书稀少，只有六万余册;教师队伍更是堪忧，国文、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没有教授任课，还不断有教授辞职。
完成交接手续后，他求贤若渴，先后聘请了胡刚复、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等3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浙江大学任教，而对于不称职的教授，即使是领导也要解聘。竺可桢刚来浙江大学时，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只领薪水却从来不上课，最终被竺可桢开除。在聘请教员时，竺可桢敢于打破学历限制，唯才是举。当年，浙江大学化学系有个器材保管员叫查长生，因家庭困难，无力上大学，只有高中学历。在浙江大学做化学系器材保管员时，查长生常常旁听化学系的课程，学完了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全部课程。抗战期间，伤员需要大量的磺胺药物，而此类药全部依赖进口。查长生翻阅大量外国相关文献，自己实验合成了磺胺药，合成后没有办法鉴定其疗效。恰在这时，他的小儿子得了痢疾，查长生便把自己合成的药给儿子吃，结果一吃就好。竺可桢听说此事后，亲自跑到查长生家里，反复动员，请得查长生上台为学生讲课。
浙大的费巩教授颇有才气，在一次开教务会时，曾当面对竺可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听后，微笑不语。后来，竺可桢不顾教育部“只有国民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的规定，认为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依然请费巩做浙江大学训导处长。1944年3月5日凌晨，政治激进的费巩前往复旦大学授课，突然在重庆码头失踪。竺可桢知道消息后甚为吃惊，立即去找陈布雷、朱家骅等人打听费的下落，还带领浙大教授联名致电教育部和蒋介石，要求维护人权。而国民党特务机关咬定未逮捕费，费的下落始终未明。1950年，竺可桢还上书周恩来，建议查清真相，但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文革之后，方才查证费确是被中美合作所特务绑架杀害。
原只想做半年校长的竺可桢，后因抗战爆发，形势所迫，义不容辞地将担子一直挑了下去，率领全校师生四次迁校，坚持办学，声誉日隆。1944年，李约瑟教授考察了中国诸多大学后，说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将其誉为“东方剑桥”。1946年，在经历了整整8年半的流亡之后，浙大在竺可桢带领下安然回到杭州。学校奇迹般地从原来的3个学院16个学系发展壮大为7个学院27个学系，教授由原先的70余名发展到200余名，在校学生由原来的500余人增至2000余人，成为中央大学之外当时全国又一所最完整的综合性大学。
38年零37天的日记没有一天中断过
可就在浙大蒸蒸日上时，竺可桢自己却倍感焦灼。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要求各大学校长、院长加入国民党，竺可桢是少数没有加入国民党的大学校长之一。1949年，竺可桢60岁大寿时，浙大学生自发为校长举办祝寿晚会，并做了一面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四个大字，以表对校长的崇敬与感激。然而，竺可桢没有参加晚会，也没有接受锦旗。为了躲避蒋介石要求他去台湾的命令，他避走上海，以这样一种不辞而别的方式，离开了他精心耕耘了13年的浙江大学。
最终，竺可桢留在了大陆。除了对国民政府失望外，还有专业上的考虑。“他是搞气象的，工作的环境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大自然，相对于大陆，台
此后，竺可桢还陆续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并于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竺可桢仍然坚持挤出时间，亲自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获得科学研究第一手资料。
当年，竺可桢听完胡适说他活不过20岁的话后，心头一惊，开始默默锻炼身体，显示出其终生个性：表面温和、静默，内在执着、刚毅。从他的日记可见一斑。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总计38年零37天，竺可桢的日记没有一天中断过。此外，年轻时，竺可桢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但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学到终于能够阅读俄文资料。此事，也足见他的坚毅个性。能凭空建立中国首个地质学系和气象研究所，成为中国地理学和气象学“双科宗师”，将浙江大学从中国最败破的大学建成“东方剑桥”，也都与他的这种个性相关。
1910年，在赴美的轮船上，竺可桢和胡适再次相遇，胡适又说他活不过六十，并打赌：如果活过六十，胡适就在竺可桢的寿宴上磕三个头;如果竺可桢活得比胡适长，就在他尸体的屁股上踢一脚。没有人想到的是，1949年之后，两人却隔海相望从此陌路，而竺可桢活得竟比胡适长。1962年，时任台湾中研院院长的胡适在台北去世。即使记得曾经的那个赌约，身在大陆的竺可桢也没有办法在胡适尸体屁股上踢一脚，他能做的最多是在内心叹一口气。这是两类知识分子的人生，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