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三国时最出色的科学家还不是研究出木牛流马的诸葛亮，而是曹魏的马钧，就是改进诸葛亮连弩的那个人，被誉为“绝世巧思”。他出身贫寒低微，却聪明好学，肯于钻研，发明改进了很多东西。
一提到三国时期的科学技术，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恐怕就是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了，因为小说赋于它神秘的色彩，好象是一种无动力的自行机械，这在科学上自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刘仙洲教授，在几十年前发表论文，认为它们就是人力推动的独轮车和四轮车，现在还能在川陕一带见到的这类独轮车。现代科学家大都倾向于此种说法。
但是也有不同意见，新疆一位教授王湔就花费了多年功夫，研制这种神奇的机械。笔者曾经观看过他的模型，木制马形的关节是活动的，以轮轴推动前进，木马也似乎奋蹄前行。它的特点无非象四轮推车，木马起到稳定前辕的功能。
我曾经到过当年诸葛亮北伐的指挥中心之一，现为四川广元市的筹笔驿(现在这一带恢复了部分蜀汉栈道，以供旅游者凭吊)，万山环绕，一江蜿蜒，交通条件是相当艰难的。所以四百年后的李白，犹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设想如果仍然依靠人力推拉，躜行在蜀道崎岖山路之间，恐怕并不省时省力。须知诸葛亮所以要造“木牛流马”，主要是需要在蜀汉人力资源极端缺乏的条件下，解决“恢复中原”的前线后勤供应问题。原其初衷，其实与一次大战中欧洲战区大量使用汽车差不多。但汽车因此经过这次大战的严酷检验，成为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交通运输工具，却是当初人们始料不及的。
实际上，三国时期虽然不过百年，但它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在中华民族科技文化史上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和三国竞争的局面大有关系，竞争才出成果。
和现在的军备竞赛一样。三国时期的很多科技成果，也是首先运用于军事目的，不光木牛流马。诸葛亮曾经改进了汉代的一种强力弓箭形式的兵器弩机，使之从单发变为十连发，称为“连弩”，又叫“元戎”，就象现在的连发枪似的。这种新式武器曾为蜀兵赢得过胜利，据说曹魏大将张郃就是被这种新式武器击毙的。曹魏获得实物后都很惊讶，但巧匠马钧的细心研究，用心揣摸，指出如果再改进一下，效力还可以提高五倍。
东吴境内河湖交错，又临大海，在制造、使用船只方面很有经验，赤壁一战，就是发扬了这一优势。当时东吴造船业一度领先于刘、曹，发展到新的历史水平，所造船舰“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南州异物志》)远航北至辽东、高丽，南至东南亚、天竺(印度)等地，是一支真正的海军和远洋船队。但魏晋也不甘落后，刻意发展造船技术，到灭吴时，晋国大将王浚制造的船又比东吴的大出两三倍，“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结果“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西晋舰队顺流而东，势如破竹，东吴五千战船也成了俘虏。竞争中发展起来的造船术，对南北朝以至唐宋的海上交通和贸易都有很大影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军工转民用了。
行军布阵，离不开对地形地貌，道路交通的充分了解，所以地图是军事指挥员的囊中必备之物。熟悉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张松献地图”的事。张松是刘璋部下的官员，因为刘璋谙弱不能自保，主动把西川的地形路径绘制成图，交给了诸葛亮。张松后来为这张地图丢了一条命，可刘备的军队就是凭着这张地图，顺利地攻下了素称天险的四川。《三国演义》中有关地图的故事还有一些，《失街亭》的故事就是一例。马谡一意孤行，屯兵于山顶，副将王平劝说无效，将形势画成地图派专人火速送给诸葛亮，诸葛亮一看地图，就知道马谡必败无疑了。刘备攻东吴时，因为天热，在彝陵的密林中结营八百里，也是给诸葛亮送去了地图，诸葛亮在成都看到，就知道大事不妙了。看来当时绘制地图的技术还真不简单呢！
中国的制图术很早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大约也是征战的需要，已经有相当水平。还记得荆轲刺秦王的事吗？荆轲就是以向秦王嬴政献地图为名，在地图中暗藏匕首，躲过卫士的盘察，留下了“图穷匕首现”的成语。长沙马王堆出土过西汉用帛画的地图，近年还发现西汉的纸地图，可能推翻东汉蔡伦造纸的传统认识。事实上，三国时期制图术的确有一个新的大发展，不仅是绘图技术的提高，还提出了最早的制图学理论，这就是历仕魏晋的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地形方丈图》和“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个基本原则，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制图理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在世界地理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与古希腊的托勒密交相辉映。著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制图学，要比西方领先一千年左右，现存西安碑林里的两方宋代地图碑刻描绘中国地形之细致准确，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三国的军事医学也有很多传奇性的故事，最有名的，自然是华陀的故事了，他为关羽“刮骨疗毒”，要用开颅手术为曹操治疗“头痛风”，这在传说中都被带上一层神奇色彩。史书记载，华陀是用一种叫“麻沸散”的药作为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的，《三国志》的有关记载，是人类文化史上关于全身麻醉术和腹部手术的最早记录。这种神奇的麻沸散究竟是如何配制的，至今也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有的人认为是以鸦片为主要原料，有的人认为是曼陀罗花。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战争的环境，外科手术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华陀还创立了最早的健身体操“五禽戏”，摹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用来怯病强身。今天武术里的形意拳，什么猴拳，蛇拳，鹰拳等等，很可能就是由此发展变化来的。还有现在风行的健美操，道理也是一样的。关云长“刮骨疗毒”在小说中也说是华陀做的，史实上曹操杀华陀在前，关羽负伤事在后，“刮骨疗毒”是另一位不知名的医生做的，可见当时有本事的军医还不少。因为华陀有名气，情节上又能前后照应，所以后世小说家就把故事移花接木，安在他头上了。
此外，被后人尊奉为“医圣”的张仲景也是和华陀同时代的人，不过他的名字在《汉书》而不是《三国志》里，因此一般以他为东汉人了。张仲景是内科专家，当时战乱频繁，疫病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对军队也有很大影响，曹操兵败赤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士兵感染时疫的人太多，战斗力大受影响。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一整套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中医辨证诊治的临症理论，至今仍被中医视为法则。据说华陀看到这部书曾拍案叫绝，说：“此真活人书也。”是一部真正可以救活人的书。医学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以无数生命为代价的。但是每一个重大进展，又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说到三国科技，人们总是推崇诸葛亮，史书也确实记述他非常重视科技，还亲自发明创造，“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用今天的眼光看，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T型人才。从这一点看，他和两汉以名物训诂的见称后世“汉学”大儒有着带有根本性的差别。文革中有人以他为“法家”代表，实际上“儒法兼用”才是后世能员干吏的特点。
其实，那时候最巧的还不是诸葛亮，而是曹魏的马钧，就是改进诸葛亮连弩的那个人，被誉为“绝世巧思”。他出身贫寒低微，却聪明好学，肯于钻研，发明改进了很多东西。有一次听见人们议论说，古时候有一种指南车，失传已久，恐怕不是真的，他却认为原理是对的，也应该能造得出来，别人都不相信，经过几天研究，他果然制造了一种制作出以齿轮传动的一种指南车，这在行军时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农业上使用的提水工具“翻车”，“令儿童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于常。”(《晋书·杜夔传》)这在浇灌耕地上非常实用，至今仍在南方一些地方能够看见的龙骨水车，恐怕就是翻车的后代。马钧还改进了织绫机，提高功效五六倍，使古代纺织技术有了一个突破性发展，这类机械直到解放前还可在一些偏僻的农村看到。还有水力推动的齿轮传动玩具“百戏”。他的发明涉及范围相当广泛，真可谓三国时代的爱迪生了。说来他也是曹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受益者。这说明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还是会用人，而不一定事必躬亲，这一点上，似乎还是曹操更高明些。
当然，曹操用人才，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华陀给曹操医治头痛，他想让这位名医老乡作他的私人医生，只为他一个人服务，华陀不愿意，他就就宁可杀害华陀。这还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霸道作风。马钧的很多项发明都失传或无钱制造，如发石车，就是可以把石块抛掷几百步远，以击伤敌人的，是火炮的前身，也是掌管的官吏不拨给经费，不能投入实际应用，成为我国科技史上的憾事。
竞争促进发展，战争更是一种特殊的，紧迫的竞争，关系着生死存亡的竞争，科技在这里就是特殊的战斗力。一项新的科技成就，关系着数万，数十万以至数百万，数千万人的生命，所以必然要集中最优秀的人才，调动最先进的设备和充足的资金，在最短的时间内研制出来，投入应用。战争中或战争后，凡是能够有利于生产、经济发展的技术，设备，自然而然地会转入民用途径，继续完善、改进。综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不如此。三国科技给我们的启示，恐怕就在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