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纪念甲午战争的时候，无论如何不应该忘记孙中山。孙中山就是通过这场战争而放弃了先前的思想，转向革命，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最先发现指望着清廷去推动中国现代化根本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不仅这样认为，而且十几年坚持不懈，硬是将“一个人的革命”发展成了全民族的觉醒，导致了辛亥革命发生，导致两百多年大清王朝垮台，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将两千多年帝制送进了历史，民权建立，开启了中国历史新时代。
一、改良主义信徒
孙中山不是天生革命者，其革命思想发生具有传奇色彩和戏剧性。先前的研究不太注意其中的变化，主要是因为不太愿意承认孙中山最初的改良主义立场和对清廷的政治认同。
大清王朝虽然是由中国周边族群满洲人建立的，但到了孙中山的时代，说句实在话，种族主义革命思想已非常淡薄，满洲贵族虽然仍保留着许多固有习俗和狭隘心态，虽然刻意避免与汉人通婚，避免其血统杂乱，但毕竟过了两百多年，满汉之间的差异已不那么明显。
到了近代之后，西方“新异族”东来，文化冲突、经济冲突，使汉人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满洲人这个“老异族”，满汉之间，至少从汉人士大夫层面说，久已没有传统儒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紧张，汉人士大夫在“我大清王朝”既成政治架构下也活得比较滋润，特别是在慈禧太后当国近半个世纪，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其实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治领导，他们享有大清国的所有权、领导权，但其经营权、管理权，其实差不多都交给了汉人高官。清廷虽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岗位设置“满汉双首长制”，但满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要不涉及、侵害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满大臣一般都能很放手让汉大臣尽心出力满负荷工作。满汉政治高层在那几十年相处大致比较融洽。
汉人特别是汉人士大夫阶层已经被清廷的“联合执政”统一战线弄得神魂颠倒不分东西，即便是后来觉醒要反满要推翻大清王朝的孙中山，其最初阶段也不是要反满要反清，而是想着法地挤进大清王朝既成体制，参与联合政权，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幕僚角色。
排比新旧史料，可以感觉到孙中山对李鸿章怀有期待大约发生在1891年前后。那时，孙中山正在香港西医院读书。这是英国人创办的一所学校，但由于主持者与中英政界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因而其政治地位似乎显得比较高，李鸿章是这所学校的名誉赞助人，而当孙中山毕业时，出席典礼并向孙中山颁发毕业证书的竟然是香港总督。
或许是因为这所学校的政治背景缘故，孙中山在经过五年学习后，对于医学专业并不感兴趣，他在三十年后回忆说，毕业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这个说法当然有后来思想演进的添加成分，但他在毕业后确实想在政治上有所发展。香港总督受托给英国驻华公使写了一封信，请其便中转商北洋大臣李鸿章，斟酌能否在北洋给孙中山安排一个位置。
李鸿章很快给香港总督回信，表示可以让孙中山来京候缺，暂给月俸五十元。然而，当孙中山前往广州转商两广总督换张介绍信时，却受到总督衙门诸多刁难，孙中山毕业即踏上政界的想法落空。
及时踏入政界的希望落空了，孙中山只好与各方面合作从事老本行，开药房挂牌行医。无奈，孙中山志不在此，到了1894年春，他在广州的药房由于经营不善面临着倒闭，而他自己却躲在乡下给李鸿章写信，依然希望通过这条捷径进入体制。孙中山这封写给李鸿章的信，当然不能说是闭门造车，但一百多年后公平分析，孙中山独创性见解真的不多。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份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富强、治国四大纲领，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孙中山认为，这四个方面是现代西方各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根本，是中国继续发展应该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坚船利炮。
这些意见，在孙中山自己看来或许是有意义有价值，但是不要忘了，他的预设读者是李鸿章，那么从李鸿章立场看，这四点建议似乎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李鸿章对这四点意见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这还要深。马建忠十几年前就在《上李傅相书》中讲述过西方强盛的根本原因不在坚船利炮，还有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因素。在大清高官群体中早已知道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议院，知道立宪。即便拿孙中山这四条建议与康有为六七年前提出的“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建议相比较(《上清帝第一书(1888年12月)》，《康有为政论集》，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不但是理论上不及后者，就其思想主旨似乎还没有康有为式的政治意识，而更多地则与早期改良主义者如冯桂芬、王韬以及郑观应等人的主张相仿或相同，并没有多少独到见解。((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3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二、失望，仅仅是失望
李鸿章当然还知道，孙中山这样的上书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或特例，一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除了花钱捐官，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不厌其烦、坚持不懈地上书，万一哪一天哪份上书打动了某一位高官，那就“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样的终南捷径，在那个年代太正常了，孙中山这样做，康有为也这样做。
在李鸿章看来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在上书者，在孙中山看来却是一件非常不一样的大事。孙中山此时不论多么有名，他的名也只限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中，还是典型的“名不见经传”，而李鸿章是什么人，那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是皇太后和皇上当时最为信赖的心腹大臣，是大清国的栋梁。
孙中山对这次上书看得非常重，在陈少白帮他修改之后，他决定前往上海找找关系，看看谁能够与李鸿章幕府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东西药局他已无心经营了，陈少白帮他盘点，交给那些出过股本的人了。孙中山几乎彻底斩断了一切后路，他破釜沉舟，将所有希望都押在了李鸿章身上。
1894年春夏间，孙中山在陆皓东陪同下，乘船北上，前往上海。既抵沪，经香港朋友介绍，拜访王韬、郑观应等名流，请求指教，当然也是请求指点门路。
王韬是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报人，蛰居香港二十年，全身心经营《循环日报》，向国人提供信息资讯，现在隐居上海，与社会各界依然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据说，他看了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颇为赞许，并为之修订数语，又应孙中山的要求，作函介绍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罗、徐都是王韬的好朋友，说得上话。
至于郑观应，那可是孙中山小老乡，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也是洋务事业的践行者。孙中山究竟何时与郑观应有联系不可考，但据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竟选录了孙中山1891年前后写的《农功篇》等文章(《农功》(1891年前后)，《孙中山全集》(1)，3页)，可见他们之间应该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郑观应此时正在盛宣怀主持的招商局任职，所以他也为孙中山写了一封给盛宣怀的推荐信。
盛宣怀是李鸿章的门生，与李鸿章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当然也是孙中山此行主攻的一个目标，所以离开广州时，就托澳门海防同知魏恒给盛宣怀的堂弟盛宙怀写了一封信，希望盛宙怀转托正在天津的盛宣怀，能够在力所能及或方便的时候帮助一下这个年轻人。
带着这些名人所写的推荐信，孙中山信心满满地和陆皓东一起离开上海，于1894年6月下旬抵达天津。到了天津，他们二人手持港沪友人所写的那些推荐信拜访罗丰禄、徐秋畦等人，述说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罗丰禄、徐秋畦都是李鸿章幕僚班底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看到王韬、郑观应、盛宙怀等人推荐信，对孙中山的想法似乎也能够认同和理解，他们答应一定会相机协助，一定争取把这件事情办成。
孙中山的上书很快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似乎就孙中山上书中提出的要求作了批示。孙中山在这份上书中强调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中国之要务，表示愿意出国考察农业，以便拯救农业、农村和农民。
对于孙中山的这个要求，李鸿章欣然答应，责成罗丰禄代领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一本交给孙中山。至于接见面谈的事情，李鸿章推托实在太忙，也就不见算了。李鸿章不愿意见孙中山，或者说是罗丰禄、徐秋畦等人根本就没有安排见，这在后来看当然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情，但在当年，其实真的不算一回事。尽管孙中山有这么多贤达名人写推荐信，可你毕竟是一个不名的年轻人，不说李鸿章是大清国屈指可数的当朝大臣，仅其七十一岁的年龄，不见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闲聊一通，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李鸿章不见孙中山最直接的原因是军务繁忙。这一点是孙中山最大的不满和不理解。但实事求是地说，李鸿章此时真忙的不可开交。是年4月，朝鲜东学党起义爆发，紧接着中日之间为是否派兵前往朝鲜镇压发生持续不断的争执。到了6月初，李鸿章听信袁世凯所谓日本“志在商民，似无他意”的错误判断，决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领军队跨过鸭绿江，出兵朝鲜。
李鸿章的决策正中日本人的圈套，日本遂借机出兵朝鲜，并迫使清政府同意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到了6月下旬，也就是孙中山、陆皓东抵达天津的时候，正是中日交涉最为紧要的关头，中日双方虽然尚未以兵刃相见，但由于利益悠关，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此后不到一个月，战争就真的爆发了。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即便李鸿章借口军务繁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一平民百姓(《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今天心平气和地看来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孙中山当年却不这样看。因为他把这次投见看得太重了，他不仅关闭了药房，斩断了退路，而且又通过那么多朋友郑重介绍，结果只拿来一纸护照。这些事实不能不对孙中山造成强大的精神压力，使他觉得李鸿章看不起自己，同时也觉得李鸿章这个人让他失望。
中国圣贤一直告诫当权者要礼贤下士，对那些地位比较低的读书人要格外尊重，绝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中国圣贤为什么这样反复告诫呢？道理很简单，尽管这些读书人还处在比较低的层面，没有功名没有地位，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异常丰富异常脆弱，经不起任何蔑视轻视忽视或白眼，会导致不测后果。近代中国几个来自下层的革命者，差不多都有相似的经历，如果不是李鸿章阴差阳错地错过了与孙中山见上一面，如果能够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幕府中，那么中国近代关于孙中山的一幕历史内容将会改写。如果北大校长蒋梦麟能够接受李大钊的建议，给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润之每月增加几块大洋，可能毛先生大概也就在那儿安心整理图书和目录卡片;如果胡适之、张申府当年不是那么以北大名教授的身份无视毛先生的存在，而是像北大讲师梁漱溟那样以比较平等的身份寒暄几句，估计后来的历史都会重写，历史的走向都会因这些偶然性而改变。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机缘没有使李鸿章接见提携孙中山，李鸿章这一历史性失误不仅导致了孙中山由李的崇拜者转变为反对者，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由此被冷落转而变得对整个体制彻底失望，他由先前真诚想进入体制谋取发展，转而决绝地要推翻这种体制。他不仅不再相信李鸿章不再相信清政府，而且不再相信清廷统治者有能力有诚心带领中国继续前进，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同时代人提出的改良维新方案不屑一顾，对于严复所张扬的达尔文进化论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孙中山也不再感兴趣，他此后的所有思想所有行为，都集中到一点，那就是要唤醒民众，推翻满清，重建汉人的中国。孙中山以先知先觉者的姿态，开始了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革命历程。
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奋斗牺牲，尤其是不得已的耐心等待，革命竟然真的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
孙中山与李鸿章庚子年密谋两广独立真相
当事人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的忆述
此事真相如何？孙中山本人没有说过，但随同孙中山从日本赴港的宫崎寅藏、内田良平后来都写了6月17日、18日代表孙中山赴广州与刘学询会谈的情形。
据宫崎寅藏在两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所记，他与孙中山一道离日南行时，根本没有谈过与李鸿章“合作”的事。6月17日晚，孙中山一行抵达香港海面后，宫崎代表孙中山到广州与刘学询商谈，但作为商谈的主角，他在《三十三年之梦》只写了商谈的情景，却没有写商谈的内容，并说：“这一段情节有些像传奇小说，但事关他人秘密，至今不能明言，甚觉遗憾。”为什么“不能明言”？如果是去同刘学询谈与李鸿章“合作”以实现“两广独立”，那是可以大书特书的。宫崎的欲言又止，不禁使人疑窦丛生。
代表孙中山到广州见刘学询的除宫崎外，还有内田良平和清藤幸七郎。在内田几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国革命》中，关于此行有详细记述。内田说，义和团起事时，李鸿章担心孙中山与康有为联合作乱，所以预先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以阻止孙、康一致行动。为此，让清廷驻日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议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孙中山与包括日本友人在内的同志商议，决定向李要求支付孙中山回国的费用10万两，以此用作武装起义的经费，对李则表示可以考虑其建议。内田评论说，这个计划，“也就是靠敌吃粮的意思”。内田的回忆录说，6月17日晚，他们三人代表孙中山乘坐李鸿章派到香港海面的军舰到广州登岸，到了刘学询宅第。宫崎简要地向刘学询提出两点：一、赦免孙中山的罪名，并保证其人身安全;二、给予贷款10万两。刘即应允第二点，并表示次日可在香港交付一半，又派人向李鸿章报告，不久，带回李鸿章的回音：关于孙中山的安全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太后特赦孙中山。
内田的回忆录几十年后才出版，细节不一定准确，但他是与刘学询会谈的当事人之一，其回忆应有价值。而宫崎关于“不能明言”的说法，使人更觉内田的记述可信。按照内田之说，李鸿章对孙中山是实施怀柔手段，而孙中山则是想将计就计从李鸿章那里骗取一笔军费。
分析一下李鸿章当日处境，可以认为内田的说法大体可信。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外国“宣战”以前，李鸿章面对的形势，不是要迫使他脱离清朝“独立”，而是要维护清皇朝在广东的统治秩序。清末两广有“盗甲天下”之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广的“会匪”、“盗贼”出现了新动向：他们同康有为的保皇会与孙中山的兴中会都有了联系。兴中会从创立之初就注意联络会党、绿林;康梁一派，在保皇会成立后也曾不遗余力地联络豪杰、筹饷购械，以求武力“勤王”。无论兴中会还是保皇会，都把广东作为军事计划的重点，1900年3月，梁启超曾写信给康有为就如何攻取广州提出上、中、下三策，而孙中山也一直筹划在广东发动新的起义。两派在当时尚未尖锐对立，曾有“合作”的接触与商洽。李鸿章不断接获康有为“勾串内匪作乱”的情报，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如果会党绿林、兴中会、保皇会三者联合，必然会造成燎原之势。李鸿章要在危机四伏之中维持广东的秩序难度很大。现在看到他在1900年6月以前的函电，很多是关于防范“康党”、布置剿匪的内容。他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本来就是“剿”、“抚”兼用的老手，为了稳定局势，就想到实行“招抚”的办法。在孙、康两派中，如何实行“剿”、“抚”？康派当时实力强于孙派，但慈禧对康、梁仇怨极深，要招抚康派，李鸿章做不了主;且康、梁既然已经把宝押在光绪身上，也不会轻易就范。孙派当日宣传不多，兴中会声势远不如保皇会，李鸿章无从知道孙中山坚定的反清立场，很大程度上把他视为普通的造反者或“盗匪”，所以，就希望“招抚”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早在1899年，就通过孙中山的同乡刘学询拉拢孙中山。《李鸿章全集》中留下了李、刘商讨此事的若干函电。
当时，孙中山的革命目标已经很明确，1900年6月8日离开日本时他就对人说：此行打算在华南建立一个共和制度的政权。几年间，孙中山都在筹备一次新的起义，但经费缺乏成为军事计划的“瓶颈”，向华侨和日本人士筹款的成效甚微，所筹得的几千元又被孙中山周围的日本浪人花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李鸿章处获得一笔钱，经费问题便迎刃而解，还可以麻痹李鸿章。因此，内田良平的忆述是可信的。孙中山革命的一生都在窘乏中度过，他从未为自己和家族谋取过金钱利益，但经常为革命经费苦恼、奔走，很多被视为“出格”的事，例如向外国政客、商人允诺出让某些权益，在自己的政权内容忍过苛的税收乃至烟赌，等等，其直接原因都是财政的困难。在兴中会时期，他更是两手空空，本来，实施计策从李鸿章手里谋取一笔军费，也算不得什么不能讲出来的事。不过，在宫崎寅藏出版《三十三年之梦》时，孙中山的地位和声望已与两年前不同，为十万两银行使近于骗术的计策，也许会有损形象，所以宫崎就“不能明言”了;到了几十年后冯自由写《革命逸史》时，孙中山已逝世，其地位十分尊崇，当年向李鸿章谋取军费的真相更不能见诸笔墨，冯自由“为尊者讳”，就有意把1900年6月的“诈降计”与同年7、8月间兴中会在港督支持下谋求与李鸿章合作两件事混为一谈，写出一个文从理顺的故事。如果不仔细比对史料，就很容易被冯自由蒙了。
香港总督极力促成“孙李合作”
孙中山谋求与李鸿章合作以实现“两广独立”的计划，是1900年7月以后才发生的事。
据港英的档案，港督卜力7月2日回到香港。此后，卜力的文电提到要促成李鸿章与兴中会的合作，并提到李鸿章同意“武装革命派”。这段时间孙中山在南洋，按照宫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梦》的记述，孙中山7月17日晚第二次来到香港海面，翌晨，孙中山把宫崎叫醒，告诉后者“一个朋友”同港督会晤后“想使李鸿章据两广宣布独立”、“用我来施行新政”。从宫崎描述的情景看，孙中山也是刚刚才知道这个计划。以孙中山名义的上香港总督书，应该是兴中会其他人如陈少白、杨衢云代孙中山签的名，事后才告诉孙中山。
孙中山抵达香港海面的第二天，即7月18日，李鸿章刚好北上路过香港，港督卜力打算劝李鸿章留在广东，还打算安排孙中山与他见面，但没有成功。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孙中山返回日本后对人说：“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与总督会见之际，总督说以刻下清国时局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之好机会，以孙逸仙为顾问，怂恿李为主权者。李答复说：要观察形势再决定。”孙中山又对某位日本记者谈到，自己曾上书卜力，并得到卜力的回信，卜力主张在两广建立一个政府，以李鸿章为大统领，孙为李的顾问，由英国保护。孙中山还对这名记者说，李鸿章虽然北上而去，但表示如果清帝驾崩，仍赞成“两广合并实行宪政”。这两则资料都说明，港英当局曾极力促成孙、李“合作”，李鸿章虽未接受，但也没有明确拒绝。
李鸿章的态度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6月23日，李鸿章收到清廷发布对外国的“宣战”上谕的消息(由袁世凯、盛宣怀电告，正式收到军机处寄来的宣战上谕在7月1日)，在此以前，李鸿章已收到清廷命其北上的谕旨(7月8日调李任直隶总督)，但他没有遵旨立即北上。此时，他对危机的严重程度有了清楚的了解，他预见到外国军队必然会兵临北京城下，甚至估计“瓜分之势必成”、“举国若狂，无可救药”。他当然知道“宣战”上谕出自慈禧，但仍断然宣称：“廿五矫诏(按：指清廷6月21日的“宣战”上谕)，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支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在各省督抚抵制清廷停还洋款、解饷、勤王命令的过程中，李鸿章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在君主专制时代，“不奉诏”并将上谕称为“乱命”，是大逆不道的罪名。李鸿章敢于如此，正是分析了形势、权衡了利害才敢出这个头。但如果局势发展迫使他进一步抗命，就必须有外国支持，还要掌握一支听命于自己的武装。如果在港英政府支持下同孙中山“合作”，以上两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可能。这时的孙中山已经不同于一个月前，由于局势的剧变和港督的介入，孙中山取得了可以同李鸿章商洽“合作”的地位。有资料显示，孙中山和李鸿章的代表在7月间进行过接触。
孙中山虽然不相信李鸿章脱离清廷的魄力和决心，但也一直希望争取李鸿章合作实行“两广独立”，哪怕是他有限度的参与。即使李北上以后，孙中山也未放弃这个念头，在日本仍对人说过想面见李鸿章会谈。此时，筹划了几年的武装起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但始终不顺利。孙中山曾幻想从日本、法国得到援助，但毫无结果。香港政府似乎表示可以给他资助，但前提是李鸿章应允同他合作。而李鸿章离开香港北上，也不是直接赴京、津。因为这时八国联军正在向北京进攻，于是，他走到上海便住了下来，不顾清廷一再催促，就是不再动身，李鸿章知道北京陷落是迟早的事，他当然不愿意让自己身处危地。
李鸿章在沪期间一直通过各种途径打探外国政府在事变平息后将如何对待清朝最高统治者。在一部分外国人心目中，李鸿章是比慈禧、光绪更合心意的人物，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就怀疑俄国人想支持李鸿章做中国皇帝，李鸿章在路过香港时也曾问过卜力“英国希望谁来当皇帝”，所以，英国殖民部的官员认为，李鸿章不是不想当皇帝。当然，李鸿章不会冒冒失失地去争取，因为要取得各主要强国同时支持以及国内有实力的督抚的拥戴并非易事。李鸿章的想法是等北京陷落后再决定进止。他到达上海后住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的刘学询宅，而刘学询则是早就与孙中山建立联系并主张同孙中山合作的，他在上海也仍然同孙中山有沟通的渠道。
孙中山赴上海争取与李鸿章合作
因为有争取李鸿章的需要，同时，停留在上海的李鸿章似乎又有被争取的可能，所以，“孙李合作”计划有一个尾声，这就是1900年8月底孙中山上海之行。
孙中山于8月22日自日本横滨启程，29日晚抵达上海，清朝官吏已事先得到风声，准备捉拿孙中山，但孙中山仍冒险在上海停留到9月1日。这几天他同刘学询会谈过。
一个多月后的10月间，在台北的孙中山给刘学询写了一封长信(此信原委托日本人平山周带去上海面交，但并未送到刘学询手上)，主旨是要求刘学询按照当日的约定提供军费。这封信是研究孙中山的学者很熟悉的史料，其中透露了当日孙、刘密议的内容：
一、鉴于八国联军当时已经进入北京，孙、刘对清帝回到北京或西迁分别讨论了两种方案;
二、双方约定：如果清帝西迁，则在广东起事，先占“外府”，然后袭取广州，建立一个“独立”于清朝的政权;
三、议定推举李鸿章为“主政”;
四、由刘学询负责筹集军费。
这封信是孙中山策动李鸿章实行“两广独立”计划的有力证据。不过，看来刘学询也并不完全代表李鸿章，所以，孙中山同他也讨论过李鸿章不愿接受“主政”的办法，孙中山的意思是由刘学询出任“主政”，并按计划提供军费。
孙中山在8月底之行中有没有同李鸿章见过面？多年后刘学询对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的人员忆述：孙中山一行乘船抵达上海后，最初不能上岸，后经刘学询与日本领事担保始得登陆，刘偕同孙中山往见李鸿章。刘学询的忆述究竟有几分真实？确实，很难排除他信口开河的可能性，但我们也很难说他是编造。刘学询是与孙中山有特殊关系的人物，如果他要标榜自己，不一定要搬出李鸿章。当时李鸿章住在刘宅，作为主人，刘学询安排孙、李两人见面也比较容易。孙中山与平山周等人于8月29日抵达上海后，住进租界内的日本旅馆，其行踪一直都在日本驻沪领事馆密切注视之下，据总领事馆报告，孙中山与平山周曾经外出过。因为孙中山这次赴沪很大程度与继续寻求同李鸿章合作有关，他的性格又有敢于冒险的一面，所以，笔者倾向于相信刘学询“孙、李曾会面”之说。不过，孙、刘关于起事的密谈则是李鸿章不在场时进行的。
在孙中山来沪前后，李鸿章正陷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各国都想维护和扩大自身的在华权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李鸿章有明显的亲俄色彩，故俄国对他表示支持，但英、美、日、德一度并不承认他全权议和大臣的地位。这时，任何一国都不可能扶植一个代理人而不招致其他国家反对，在慈禧、光绪西逃后，各国先后表明无意选择一个新的皇帝取代清朝。以刘坤一、张之洞为代表的各省督抚向列强表示仍然效忠慈禧和光绪，不管李鸿章曾经有过什么想法，到此时他除了继续为清皇朝服务以外难有其他选择。9月16日，李鸿章离开上海北上，从此全心全意充当清朝的议和大臣，在艰难而屈辱的谈判中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李鸿章死后被清廷谥为“文忠”，不过，如果按照严格的纲常伦理，他在1900年的表现很难算得上爱新觉罗皇朝忠贞不贰的纯臣。
孙中山在离开上海后加快了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力图实现“以江苏、广东、广西等华南六省为根据地，建立共和政体，逐渐向华北扩充势力，以推翻爱新觉罗氏，联合中国十八省创立一个东洋大共和国”的理想，10月初，他发动了惠州起义。
